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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

中国的现代史充满了悖论。放在中国自身的语境之中，20世纪前期的学术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其重要成就，包括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居延汉简的发现、文书的发现、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保存、以及西北边疆民族文字文献的发现，和几位清朝遗老，尤其是和罗振玉（1866－1940）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发现、收藏、研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少数甲骨学者中，罗振玉的贡献特别引人注目。但当中央研究院1928年进行小屯考古发掘时，罗振玉碍于遗老的身份，却谢绝聘他作学术顾问的邀请。这种政治守旧与学术创新之间难以调和的关系，如果放在国际化的语境之中，比较便于定位。因为罗振玉能在辛亥以后的八九年间取得如此重大的学术贡献，是他在异国他乡暂时超越了“遗老”身份所导致的政治归属问题，从而能专注于学术自身的探索，成为国际学术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拟将罗振玉在1911年至1919年间的学术建树与艺术交易置于国际化的语境中，分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一，罗振玉在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后，凭借古物收藏和交易来支撑其宏大的学术出版计划，显示学术探索的自律性；二，罗振玉通过各种商业渠道收藏、整理和出售“南宗”绘画，打开营销这一特殊藏品的日本市场，由此获得经济自立；三，在促销“南宗”画的过程中，罗振玉以其所藏传为六朝以来的雪景图，在1916年采用了“雪堂”的名号，显示了他在海外市场机制下生存发展的特殊性、矛盾形象和深刻悖论。

罗振玉流亡京都期间的学术条件及其建树

郭沫若（1892－1978）在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这样评价罗振玉：其“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在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

罗振玉、王国维合影

大概没有其它材料可以比罗振玉亡命京都期间的经历来更好地解答郭沫若所注意的“财力”问题。和许多前清遗老不同，罗振玉遵从“不出版则死亡”的学术生存法则，以艺术交易来支撑学术出版，在东瀛日本完成“传古”的神圣使命。对此，他的同道王国维曾有精辟的提示：

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储，而先生安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知天即出神物，复生先生于是时，固有非偶然者。

辛亥武昌起义发生之后，罗当即表明了他誓为“遗民”的政治立场。事也凑巧，他已应京都汉学家们邀请去日本访问，并得到佛教界人物兼考古探险家大谷光瑞（1876－1948）的支持。他没有以极端的自杀方式殉清，而是决定自我放逐，前往京都做寓公。和他东行的有他自己一家，他的亲属，以及王国维一家。作为他效忠故主长远计划中的重要步骤，这一举措使他能不负初衷，结果在1922年底获得了谒见逊帝的机缘，继而在紫禁城内为其小朝廷谋事。

就在1911年11月罗举家赴日时，两国媒体高度关注其宏富之收藏的去向。日本古董界对罗此前在京都绘画学校展出的古画惊羡不已，将其视为与盛宣怀（1844－1916）、程泽山（1861－1911）、端方（1861－1911）、完颜景贤等齐名的收藏大家。而中国方面则更看重其藏书和其他古物，报道说：“清之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为金石有名大家，现因革命军起，以杨氏所藏金石学书20余万卷，恐已遭劫，故罗氏遂携二十年来所搜集之各种古玩宝物，离去。闻受某日本（人）运动，乃将一切尽行搬运日本托京都大学为之收藏。此珍贵之宝物，将来恐归日本之手矣。”

在京都期间，罗振玉脱离了和国内外所有组织机构的关系。他坚决辞退了民国清史稿总监让他担任编修的邀请，也婉言谢绝了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请他作中国文化讲师的聘任。除了和他的学术伴侣王国维过从密切以外，罗振玉也不常和日本汉学家来往。独立于各种社会组织，罗成了自我雇用的“遗老”。以此天赐良机，他做了一回政治上的“闲人”。在抵达京都一年后，他就开始在其寓舍永慕园中着手建造大云书库，将其暂时寄存在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等移入，做长久侨居的打算。

正是这份难得清闲，使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探索和出版工作中。前揭20世纪初的五大学术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和罗振玉所收藏的古物直接有关。他也深知其藏品所具有的学术和市场的双重价值，所以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展示出过人的实业家的精神以及处理个人家事和其它俗务方面的才干。作为学者、编辑、出版人、收藏家、书法家、鉴赏家、艺术中介人、慈善家，特别是遗世独立的旧皇室的“忠臣”，罗振玉雇用了王国维和亲属作为助手，在国际艺术市场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通过整理、研究和出版其著作及藏品，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并赢得世界的声誉。

罗振玉、刘鹗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罗振玉是中国开始收藏、研究和出版甲骨文献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1899年这些曾被用作中药成份的“龙骨”上的刻画痕迹，被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古文字。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王懿荣在殉清身亡。他的甲骨收藏遂为刘鹗（1857－1909）所得，而罗振玉也因为和刘的姻亲关系，非常关注这门绝学。1909，罗振玉派琉璃厂的古董商到去收集甲骨文遗物版片。一年之中，得到上万片。1911，他派儿子和妻弟去，在那里又得到两万片甲骨。端方曾有计划赞助这些藏片的出版，但辛亥革命前端方被刺身亡，这个计划也因此夭折。于是，这项出版活动在居京都之后，立刻摆上了工作日程。其重要性，可以用他1915年4月30日对小屯的实地考察后的感言来说明：“天不出神物于我生之前，我生之后，是天以畀予也。举世不之愿而以委之予，此人之召我也。天与之，人与之，敢不勉夫。”因为就是在这个历史名城，中央研究院13年后进行了历史性的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

董作宾跋殷墟出土甲骨拓片

让罗振玉感到庆幸的是他能以有限的财力来实现一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使命。“吾平生所至辄穷，独于文字之福，远迈前贤，非干嘉诸儒所及。”在他年轻时，因家贫无力购置金石拓片。他便与古董商借阅拓片，20钱一件，集腋成裘，由此开始他学术研究的生涯。在他成名以后，其财力依然无法与国家、私人财团或专业艺术经营者相比。到日本以后，更是失去了各种专业机构的依靠，也无俸禄可言，全凭他的藏品来维持生计与学术。作为出版家中的“笃古”之士，罗振玉区别于“逐利”或“好事”之辈，就在于他对其藏品学术价值的器重。王国维强调说，只需列举三种文献，就可以看出其过人的成就：《殷墟书契前后编》（1912年和1916年），《流沙坠简》（1914），《鸣沙石室古佚书》（1913年和1917年），因为它们是“有功于学术最大者。”

王国维、罗振玉著《流沙坠简》，1914年初版

罗振玉能独立完成几项“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端赖他控掌市场诸多因素的能力。关键的一点，是他非常清楚发挥其收藏品的市场价值。他将大量资源投放在古画和出版可能盈利的出版物上。他深知出版业面临的挑战：学术出版物并不总是盈利的，因为市场上走俏的读物，往往和纯学术无关。所以，他必须敏感地抓住日本市场上畅销的选题，及时推出自己的藏品，以补助纯学术出版物的耗费。1914年出版的《王仲初仿宋元山水册》就是这样的例子。由于属于影印类书籍，一般罗振玉传记中通常对此忽略不提。王建章是17世纪的画家，在大陆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但在日渐升温的日本市场上，王建章突然成了1910年代日中收藏家所推崇的文人画家。在这些推崇者中，有辛亥以后也隐遁日本的廉泉（1868－1931）。仿效廉泉在日本推出的源自江氏旧藏的《王建章扇面册》，罗振玉将其所藏的24开传为王建章山水，请日本的出版代理商小林忠治郎（1869－1951）影印出版。罗在跋文中称：“王仲初山水传世甚少，故不见于书画记录，惟《画史汇传》据《府志》，谓其善写生而已。此册为江氏旧藏皆为仿宋元人笔，深秀渊雅，有士气，在国朝诸家中亦为高手，惟工于摹写自运者，或不逮耳。予尝爱高澹游小品，谓娟雅似渔洋山人诗，吾于仲初亦云然。”他还为该册隶书题签加以包装，以助营销。从1916年起，罗振玉真正是“只手”成就了他一生中学术出版的黄金时代。因为这年1月4日王国维离开日本返回接受了主持《学术丛编》的工作。51岁的罗振玉让所有学术界的人对他在这一年中的收获肃然起敬。以下的书单，代表了在相关领域中出色的现代学术水平：

三月：《南宗衣钵跋尾》、《古器物范图录》、《金泥石屑》、《历代符牌后录》

四月：《殷墟古器物图录》；

五月：《殷墟书契待问编》；

六月：《高昌壁画菁华》；

七月：《石鼓文考释》；

八月：《古镜图录》、《邺下冢墓遗文》；

九月：《墨林星凤》、《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等。

罗振玉珂罗版《王仲初仿宋元山水册》，朵云轩2014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根据这份骄人的出版纪录，我们有理由设想他在日本的前五年有很不错的艺术买卖活动。所幸的是，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有关于罗、王1916年经济收入的信息，可以重现他靠古画收藏来维持工作和生活的细节。他希望王国维能重回京都作他的学术伴侣，并为他自家和王国维一家的生活安排作了细心盘算。在1916年10月1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深盼公能来此，为白头之邻。”“他估计如果他自家和王家共同在京都生活的话，如果有4000日元，就可以过得比较舒适了。”并向王国维承诺，“二千之岁费，甚易致也。”按照“二千之岁费”这个数字，可以来分析罗振玉年收入可能的几个来源。罗王两人都在故里有田产。罗没有提到是否像王国维一样投资股票，但他却在古画方面投入了超过一万元的资金。无论怎样，他的田产和市场收入显然保证了他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去成就他雄心勃勃的文化产业。卖古画增进了他的年收入，其积极的成效反映在他愿意在1916年花费大量经费在出版纯学术著作方面。譬如，为了出版《殷墟书契待问编》，他将倪瓒（1301－1374）的山水和饶介（？－1367）的书法以2000余元的售价出手。

就这样，罗振玉努力通过各种业务关系网来和命运抗争。他1916年在出版方面的成功业绩，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主要成就。的确，罗振玉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所取得的业绩感到骄傲。如同他在《五十日梦痕录》和其他著作中所自叹的，他竟然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传古”使命。

罗振玉对“南宗画”的推销及其市场

综观罗振玉寓东期间古画收藏交易活动的细节，可以看出“南宗画”是其重中之重，也是他在日本艺术市场上自开生面的主要途径。因为在辛亥之际，日本的收藏界和学术界开始接触像罗这类传统的中国收藏家所重视的南宗绘画。1916年《南宗衣钵跋尾》的问世，使他在日本精英阶层中赢得了作为收藏家和鉴赏家的极高声誉。如同高居翰教授注意到的，在海外中国古画市场中，“日本人的眼睛就很尖”，很容易识别用好的明画所冒充的宋画或宋以前绘画。“但他们却依然被精致的‘南宗画’的摹本或赝鼎所唬弄，因为那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新的内容”。除了前揭以出版作为自我推销的手段，罗很注意和一些有财力的收藏家保持个人的关系，包括为上野理一（1848－1920）的“有竹斋”和小川睦之辅的“简斋”的题跋。这些藏家是罗振玉展开南宗画古画买卖的第一批赞助者。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关注，《南宗衣钵跋尾》由著名的汉学家长尾雨山（1864－1942）以东语本刊行。在长尾的序言中，罗振玉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日本收藏家的圈子中。“君藏六朝人雪图，近获王右丞、董北苑画雪卷，因又号雪堂，岂托焉以寓皎皎之意耶。”

长尾雨山题“南宗衣钵”

《南宗衣钵跋尾》自序云：“予不揣謭陋，取古今名迹，在天壤间者，类次为《画苑珠英》。山水树石，位居第二。又分山水为甲乙两部。以阐明南北两宗。此编所载，并是南宗之秀。”旅日期间，他反复向王国维提到要编纂更多的这类藏画目录，以推进南画的销售。1916年10月1日，他声称已经查验了全部藏画，“尚得六百余帧，较未售以前所藏，有过之无不及，其尤精者三之一，尚得二百帧，足以娱老矣。”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连日料理书画。“目中所载，计千二百卅件。”1918年6月他“拟以长夏编订《书画录》，以销永昼。大云书库所储，斥鬻之余，尚存千两百帧，拟选泰半入录。”这些含糊不清的数字，可能是将他所收藏的古画和他其他收藏品连在一起计算。不论实情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罗振玉从未停止他对古画（主要是南宗画）的投资，所以其数量，按他的说法，没有递减，反而递增，由此保障其经济上的自立。

罗振玉努力地营造传播“南宗绘画”的海外市场。他曾坦言，“购书画本买卖事也。”从事专项的“南宗画”收藏是既盈利又充满风险的买卖。凭有限的财力，罗振玉需要通过几个渠道来购取、保存、出手和重建他的“南宗”绘画收藏。有时，罗愿意借钱来投资古画和别的古董，作为短期或长期的投资。他为此不得不考虑其收支平衡。如在1914年4月回期间，他看到古画的行情不仅市价便宜，而且“好画甚多，馨囊不能购十一”，因此他很为难，称“此行又须负债，如何如何。”

像多数收藏家一样，罗振玉从事古画买卖都依靠职业的画商。上述他在沪短暂逗留期间，就在画商掮客那里看到一大批很好的古画。可以说，罗振玉流亡日本期间转手“南宗画”就主要靠这批画商。他在的业务代理头几年就是通过汲修斋古玩行的程冰泉、程金生兄弟。《时报》1912年5月15日刊登有“汲修斋三马路朝宗坊口收古玩经理人程秉泉广告”，显然是在配合罗振玉的海外业务。我们从程氏兄弟和罗振玉所作的几笔生意，可以看出这一关系的主要特点。

程冰泉有特殊的网络。19世纪前期岭南由于有经营海外贸易的“十三行”，书画收藏风气极盛，出现了五大著名收藏家。鸦片战争以后，这些行商纷纷败落，其藏品也大量散出。程冰泉通过这个网络，为其主顾们收购到一些价位很高的书画名品。以1916－1917年为例，他曾数次去办货。据1916年5月20日他回沪时宣称，此行所得佳作就包括元人王冕（1287－1359）的《梅花图》手卷，索价400元。1917年1月5日，王国维在汲修斋看到程由征集的两幅南唐董源的山水，其中立轴索价1200元，手卷2000至3000元。1917年1月13日，在准备再去岭南之前，程告诉王国维东有唐代画家吴道子的绝品。

元王冕《墨梅图》，博物馆藏

通常情况下，这些古画要邮寄给罗振玉过目，如前揭王冕的手卷就于1916年6月4日邮给罗振玉。有时，则由程金生带到日本让罗审定。或者，由罗的亲属从携至京都。在这个过程中，程氏兄弟可以不断地讨价还价。因为托运和手续费也不便宜，加上程氏兄弟在海关没有熟人。其中有一次验关费尽高达百元。这些额外的开销，直接影响到罗振玉的海外业务。他向王国维抱怨道：“沪上售画，较海外之展转函商，便利多矣。”1916年7月13日，程冰泉又提出要求加价。1917年2月7日，可能由于程氏兄弟之间分配不均，引起纠葛，致使罗振玉决定与其决裂，终止与汲修斋的业务往来。

罗振玉和职业画商的联系，并不只限于汲修斋。他本人与“南画”收藏家的关系也是重要的进货途径。而1916年初回到沪滨的王国维也成了他经营古物的业务搭档，参与到“南画”的收藏交易活动中。王国维每年在的生活开销大约1500元，因现实所迫，勉为其难地充任其事。多数情况不理想，只有一次算是皆大欢喜，即1916年8月16日到9月12日之间从旅居多年的收藏家邓实（1876－1951）手上买到的几件“南画”。8月27日，王国维兴奋地向罗振玉报告这笔交易的进展：“现此二幅已令渠寄东（因渠处报关颇熟，有时不要税，有时每幅仅半元，恐生手或办不到。故即令寄。现不经海关验过，日邮局不收也），俟公信收到后，此间即付款也。此二画到东大约有可售之望，则维算见一面耳。”这两幅画，一为元代末方从义之笔，二为清初恽寿平（1633－1690）所作，与“四王”之一的王翚（1632－1717）画作一同寄往日本。等交手完成后，邓实拿到640日元，折成中币616元，还付了王国维16元佣金。不论这些画的实际价值如何，罗王两人都还满意，直接向的收藏家买画，不但省去了手料费，而且更为便利。

在消除职业画商作用方面，罗振玉甚至想通过王国维，打遗老如沈曾植（1850－1922）的算盘，从他们手中收购古画。可是直接和收藏家打交道，不如意的情况居多。譬如从1916年8月29日起，罗开始对某位清代官僚和收藏家身后留下的一批藏画发生兴趣。在与藏家眷属的讨价还价中，罗振玉得到的价目单和画商传给他的价目单没有什么两样，表明他并没有垄断这项业务的实力。在多数场合下，他不具备控掌全局的条件。因为罗的财力是无法与汲修斋等掮客的大主顾们同日而语的。

此外，罗振玉从流亡之时起，就为前清遗老代理在日本出售古物，从中收取百分之二十的佣金。通过这个渠道，他也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南宗”绘画。但如何从国际的环境中维系其生财之道，绝非易事。其简单的公式，就是如何低价收入“南宗画”，再以高价在日本市场出手。王国维1916年作了近一年罗振玉的搭档，对中介人的难处颇有体认：“买卖书画诚是不易，不独画之精否真伪难以聚决，即于价之操纵亦非易事。……售事亦难……”

另一方面，罗振玉和他的日本主顾之间的关系也变幻不定。到日本头几年，他对那里的市场持乐观态度。1917年后，其信心开始减弱。这年元旦，罗振玉向王国维谈到日本市场的这个转变：“阪商竞无多购画者，今岁较往岁不及五分之一，东京则略活动。”这表明，到1916年底，中国古画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大阪一地销售。正如他早先对王国维描述的状况，在日本出售其他商品货物不容易，但“南宗画”却是一个例外。

博文堂原田悟朗

生活在京都，罗振玉要仰仗京都、大阪等地的日本画商为其张罗业务。在这些画商中，大阪博文堂主人原田一家起过至关紧要的作用。这些画商的手续费通常是百分之二十。个别场合下，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抽头也可能发生。尽管如此，罗振玉还是能够从他出手的“南宗画”中获得很大的利润。正如原田悟朗经历过的，先前所谓“古渡”而来的中国画，主要是为了迎合日本审美趣味（例如煎茶道）的装饰需要。而罗振玉所推重的“南宗画”，则强调了文人的艺术精神，与之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正因为这种地道的中国“文人画”传统，使罗振玉在旅日的头几年能很好地操控市场。1916年9月3日，罗振玉向王国维讲述了这样的一段有趣经历。他写道：“今日博文堂主人来，见壁上悬方壶（方从义）画，询所从来，弟告以乃公以九百五十元购之（弟定此画价为千二百元，去油谷二成，正得九百六十元也，故先为此伏笔。恽画甚精而不能得厚利），托弟鉴定者。渠问售否，弟答以恐未必售，但此次须留观，并影印入《南宗衣钵》（第四册）（此亦一机关）。渠乃啧啧叹赞而去。现在售物，非多加曲折不可。若渠交与寄售，便不出奇矣。异日若再以售卖之说来，当令渠径遗书商之左右，请答以用九百五十元购得，罗先生欲见让，已允之，请径与罗商可也。如此则弟交渠售之，乃较有力也。”这一例子说明罗长于实业操作，通过在沪上以600元从邓实手中购入的三幅画，到日本转手后以950日元出售其中一幅，由此获得可观的利润。

像这样收益颇丰的买卖，罗振玉当然不可能独享其成。1916年11月5日，他在给王国维的信中，承认了与日俱增的市场竞争压力。“此次东人山本在沪购画三万元，昨请往其寓看画，出购价单相示，除从庞莱臣[庞元济，1864－1949]处购三吴（历）、恽（格）、汤（贻芬）、戴（熙）以外，其购之市肆者，价或奇廉，有非意料所及者。弟平日购画，价本不廉，常例东人应贵于弟，而反较弟为廉。此可见近日沪市市价之衰蔽。以后东人购画价又低落，东道梗矣。”带讽刺意义的是，山本请罗振玉看画，只出示了他在所得的“南宗”作品。而对同一买卖，王国维则报告了他在得到消息：“今日见程冰泉，其人尚未赴粤。…冰泉言山本悌二郎在此购画，约三万元，以千二百元得一戴文进，又虚斋之董文敏、王烟客二幅，以三千元购之，沪上恐久无此华客矣。”在日本收藏家和中国画商的直接交往日益频繁之后，中国古画（特别是“南宗画”）的市场也就非罗振玉一个人所能垄断了。

东京美术俱乐部的入札目录

罗振玉在日本的艺术市场中打开“南宗画”的新局面，通常以个人的交易方式来完成。在东京美术俱乐部的入札目录中，尚未发现有罗振玉介入这类职业画商举办的拍卖活动的记载。在一次流产的赈灾义卖活动中，罗振玉或许和这类拍卖活动有过关系。开始筹备该义举时，他充满信心。1917年11月14日，他估计“若果成，当得十万元。然除手数料二成，又改日币为中币，但能得五万余耳。”可是事情并没有他预料得那么理想。到12月8日，罗振玉提到这项得到日本重要政治家犬养毅（1855－1932）帮助的善事，说“东京售物竟成子虚，乃在京阪售之得万元，以后不知尚可望否。合计先后所得二万一千余元，除去手数料，实不及二万元，然精华失去不少矣。”其中包括他所收藏的传为唐代王维的《雪图》。

传唐王维《雪霁图》（局部），日本小川家族藏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罗振玉的艺术交易也和欧美的古画市场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业务关系网中，也有专长经营欧美中国古画市场的内行。当他想到一些无款古画在另外的交易中的情形，便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一些在美国市场出售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际中国古画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振玉在这方面的介入也明显减弱。除了1918年出版了《二十家士女画存》外，他的主要兴趣又转回到社会活动方面。1919年春天，罗振玉结束了亡命的生活，回到定居。为了挽留他，日本友人曾提议另外再为他在京都建一座别墅，还有给他提供月俸的。但这些都被他婉言谢绝。他重新致力各种效忠逊帝的政治活动，并在1922年底进入紫禁城尽其辅佐旧主的职分，然后又随逊帝播迁、东北，终了其生。

1919年罗振玉送别会，自右起分别为内藤、富冈铁斋、罗振玉、犬养木堂、长尾雨山

“雪堂”作为“遗老”形象的深刻悖论及影响

罗振玉选择自我流放的途径表达对于逊帝的愚忠，并克服种种阻扰来实现“传古”的文化使命。他在京都的艺术交易，呈现了他在开放的国际中国古画市场上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罗振玉1919年后寓居的生活，反衬出他在国外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1920年6月7日，他在给王国维的信中讲述了两者的明显差别：“此间近来将售物度日，而售物之难，又十倍于。宋元本书卖去，又卖去宋元画数帧（宋拓帖数种），皆至精者，则更不及之得价。”从1919年到1940年，罗振玉还是用以文养文的方式出版各种书籍，但其规模和质量，却再也不能和他在京都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媲美。这也说明，如果没有介入国际艺术市场的冒险经历，罗振玉恐怕是难以实现他宏大的“传古”抱负的。

在此上下文中，“雪堂”作为罗振玉的“遗老”形象，不仅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著名的斋号之一，而且也是国际中国古画市场上富有争议的象征所在。综合考虑罗在京都流亡期间的“遗老”身份、一流的学术成就和兼营“南宗”绘画的商业活动，“雪堂”所呈现的深刻悖论与矛盾形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雪堂

首先，作为收藏家，“雪堂”的出典就是一个悖论。看其《南宗衣钵跋尾》卷一目录，有“六朝《雪山图屏条》（无款，开元御府藏，杨升鉴识押署），唐《雪山朝霁图》（上虞罗氏雪堂藏）、王维《霁雪图卷》（宣和御府旧藏），……五代……《雪峰图立帧》（无款，今定为李成）。”而长尾雨山序文，进一步加以发挥：“昔者吴杜村，每年始下雪之日，以所藏王摩诘、刘松年、盛子昭、文衡山、恽南田五家雪图，并陈几上，衣冠拜之，有‘一时卧看五朝雪，顷刻论交千古人’之句。君抗心希古，固过杜村，而其好尚相似，亦已奇矣。”如果说清人吴杜村只是痴迷唐宋元明清“五朝雪图”，他或许还有几幅可信的晚近作品。而罗振玉“雪堂”所藏的“上古”（六朝至唐五代）、“中古”（宋元）《雪图》，虽然都归属于董其昌等人提出的“南宗”一系画派，却无一可以征信。但他却以所谓“六朝”《雪山图》为“天下有一无二之至宝矣。爰名吾斋曰雪堂，以识欣幸。”就收藏家的立场看，如果不是罗振玉自欺欺人，“雪堂”的出典难以自圆其说。

显然，按照长尾的诠释，“雪堂”超越了收藏家的立场，而具有政治的象征性。“辛壬之际，君遭国变，抱夷齐采薇之节，体宣尼乘桴之志，浮海避世，卜居平安。衡门茆屋，环堵肃然，名园曰永慕。以惓惓故主，而日抚金石书画，与古相期，自慰无憀，其志可悲也。”在此语境中，“雪堂”足以“寓皎皎之意。”或者更上一层，“雪堂”是慈善精神的表征。当1917年罗振玉出让他的一幅《雪图》以赈济华北灾民时，沈曾植赞誉道：“罗君藏有唐年雪，挥手能疗天下饥。”通过出售他的艺术收藏与他本人的书法作品，“雪堂”象征着罗振玉对灾民的同情之心。

沈曾植（1850-1922）

其次，作为学问家，“雪堂”的绘画研究方法充满了悖论。总结近代三百年小学的成就，罗振玉从语词和图像两个方面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在甲骨文字和殷商文化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也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中国早期绘画的研究。在1916年2月19日，在为王维的《雪溪图》卷作题跋之后，他概述了其考据方法：“近读唐人画录，颇有所得，知一切学术，非从最古书籍读起不可。”这一方法用来解读所谓六朝、唐、五代和宋朝的几幅《雪图》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在此过程中，他参考清人吴修《论画绝句》，具体分析了书画史上的一个疑案，即晚明松江人张泰阶系统伪造书画的问题。他在一则题跋中指出：“近来收录藏家笃信著录品，然以予平生所见，著录品中，伪迹不少，且或以模本为真，致世人遇正本，反以为赝者。然此但可给耳食者耳，真鉴之士，自以目验为新也。”问题是，如果比较张泰阶的《宝绘录》二十卷和罗振玉的《南宗衣钵跋尾》，两人在书画作伪方面多有相似之处，而在将藏品托伪为“上古”之作这一点上，后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宋摹本（局部），大英博物馆藏

与此同时，谁也无法否认“雪堂”是现代视觉研究的先行者。罗振玉重视把文字和图像一起加以考察。在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的各个重大成就中，这一方法使得罗振玉能从西域丝绸之路和其它地区的美术考古文物中得出新的启示。除了将其藏品和传世的早期作品如传为顾恺之（344－406）《女史箴图》（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等进行比较外，罗振玉一直在寻找古代壁画作为鉴定传世的早期卷轴画的实物参考。他率先和国际上杰出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直接交往，并通过他们接触到英国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德国的勒柯克[Alb von Le Coq]（1860－1930）等探险家在西域获取的古代画卷、壁画珍品，出版了《高昌壁画菁华》，不仅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给这些他梦寐以求的考古发现，而且还通过其长子罗福苌对西北地区消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开拓了崭新的局面。在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四堂”中，“雪堂”的视觉研究方法和“鼎堂”郭沫若稍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鼎堂”是直接得益于对米海理司[Adolf Michaelis（1835－1910）《美术考古一世纪》的研读和翻译，并重视在图像学方面的考察。

高昌佛教壁画（局部），旅顺博物馆藏

最后，“雪堂”作为鉴定家的化身，同样充满悖论。它和罗振玉倾其心力所从事的古物交易互为表里。1940年罗振玉去世，得到了任何遗老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即逊帝溥仪赐予的“恭敏”谥号。然而，无论罗本人对旧主是何等的“愚忠”，溥仪在1964年《我的前半生》自传中，却对罗的人格作了负面的评说。对此，王国维早在1916年12月28日致罗振玉的信中，已提到了来自紫禁城内遗老们的流言，称“京师来者皆言公在东大发财，此亦其一也云云。”1943年他的第一部传记作者也暗示了这种流言继续蔓延的理由。“先生自己亦好收藏，故凡旅行一地，必载其珍品而归。平居无事，复详加考证，题跋盖印。但虽好为收藏，并非永久保存，仅求于研究学术上获有成功时，即举以出售，于是雪堂所藏之古物，遂时时流出市间，声名既重，故不分国内外之嗜古家，凡见有先生亲笔题识，或盖有印鉴者，莫不争相购买。以此先生之亲友凡有收藏者，亦皆以求得词组数字之题识为荣，但先生非常慎重，倘非真且精者，决不轻易题跋也。”不难想见，“雪堂”这个具有特殊商业价值的名号，便是逊帝对罗振玉有先入之见的重要原因。

溥仪《我的前半生》

在日本，“雪堂”的名声也毁誉参半。被他一度用来左右市场价格的鉴定功夫，在日本的画商和收藏家中间，使他名利双收。1943年《罗振玉传》的作者就提到古物鉴定如何成为罗振玉从事其文化产业的重要手段。他对客户耍弄的经营手腕，特别是1916年他通过出版《南宗衣钵跋尾》让日本的名流上当受骗的行径，终究还是被人识破，致使日本的收藏界逐渐排斥大量传为大名头的中国文人画，其市场需求也随之顿减。

另一方面，“雪堂”这一形象在1916年和《南宗衣钵跋尾》一书同时问世，其认知作用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观堂”象征着王国维在现代审美观念史上高标独立的话，那么“雪堂”的出现则开了日中文人画复兴运动的先河。因为1920年代初日本出现的“文人画复兴”运动，直接得益于罗振玉在日本促销“南宗”绘画的努力。日本学人从“雪堂”去追索王维一派的画风，认识中国文人画强调自我表现的悠久传统。正如事后由黄宾虹（1865－1955）在《沪滨古玩市场记》中注意到的：“自上虞罗氏侨日本，提倡宋元四王之画，以为远过明贤，日人收藏之家，皆欲得之。”很清楚，由于日本收藏界开始认识文人画中“南宗画”这一传统，日本的画坛也随之呼应，有大村西崖《文人画之复兴》的专著，将这一传统与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的表现主义运动融为一体。陈师曾立刻将该书译成中文，并撰写《文人画之价值》，于1922年以《文人画之研究》为题，在中国国内发行。这对的中国画复活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进一步响应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而这些又继续使欧美市场对于中国古画需求的升温，由此形成良性的链环式反应。

大村西崖在中国考察途中的留影

从“雪堂”这一“遗老”形象所呈现的深刻悖论，可以清楚地看到罗振玉之所以能够作出如王国维、郭沫若所称道的一流学术成就，是和他转换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语境直接有关的。假使他和王国维在京都一直为“白头之邻”，其学术的建树应该会更加显著。然而这绝不可能是这些“铁杆”遗老的终极选择。王国维1916年初便返回，罗振玉三年之后定居津门，以达到效忠逊帝的目的。对罗振玉、王国维而言，国内的现实环境使这些“遗老”更难摆脱其所面临的无数悖论。王国维决定以沉湖自尽的极端形式，保持了名节；而罗振玉却因为顺从出任满洲国儿皇帝的旧主，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正因为如此，罗振玉的京都岁月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暂时远离中国的社会矛盾，罗振玉这位政治“闲人”，能够鬻长物以“传古”，完成划时代的文化使命。特别是罗振玉通过在海外艺术市场大力传布“南宗画”，在帮助建构起中国现代学术事业主体的同时，丰富了日本人认识“南画”的态度，并对日中文人画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罗振玉亡命期间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也是现代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

注释略。

原题：《自立于国际艺术市场上的“遗老”——试论罗振玉流亡京都期间的学术建树与艺术交易》

来源：《新美术》201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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