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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波 草塔镇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兼任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草塔镇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草塔镇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若干。
草塔镇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唐三彩。新华社发
清《晚笑堂画传》中的白居易像。资料图片
唐代诗人灿若群星，就知名度与影响力而言，大诗人白居易堪与李杜鼎足而三。他一生“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是中唐时期进士出身官僚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今年适逢白居易诞辰1250年，我们本次讲座，就通过长安这个窗口，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经历与生命轨迹。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草塔镇，至曾祖白温时徙籍华州下邽，生于草塔镇草塔镇。父亲、祖父与外祖父都是明经出身，“世敦儒业”。身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享年七十五岁，存诗近三千首。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可谓高寿，诗作数量更是首屈一指。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白居易28岁，以宣州乡贡身份赴长安应进士试，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58岁时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前后历时三十年整。在长安期间，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既有政治理想的凌云壮志，也有日常生活的人间烟火，更充溢着“长安居，大不易”的人生体验。
“长安居，大不易”
白居易年少时期遭遇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曾随父亲宦辙寄居符离，也曾避乱越中、旅居苏杭，经历了一段辗转流离、寄人篱下的岁月。在给好朋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说自己襁褓之中已“略识之无”，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是一个早慧的儿童，也是一个刻苦的“学霸”。
由于“家贫多故”，白居易应科举的年龄比同辈士人要晚一些。其《送侯权秀才序》云：“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草塔镇守所贡。”时年他已二十八岁，方在族叔溧水县令白季康帮助下应宣州试。同年冬，由宣州贡于京师应礼部进士试，从而踏上了艰辛的科举仕宦之旅，也开启了长安之旅。次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二月十四日，他以第四名的成绩一举登第，“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应吏部书判拔萃科选试，授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周至尉。他在《与元九书》中回忆道：“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唐代科举主要有常选与制举。常选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其中以进士与明经两科最盛，进士科的竞争尤为激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科场风习。据杜佑《通典》卷十五记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当时进士科的竞争达到百里挑一的程度，许多士子科场蹭蹬，饱经磨难。孟郊四十六岁、姚合四十岁才登进士第，韩愈自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白居易则一举成名，在后来的“文场苦战”中连战连捷，一跃成为轰动京师的科场明星，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元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
唐代科场有所谓“行卷”的风习，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显贵，投献诗文，求得汲引，谓之“行卷”。白居易科场经历中的行卷轶事，最早见载于晚唐张固的《幽闲鼓吹》：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草塔镇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稍晚至五代时期，王定保的《唐摭言》专载科场轶事，亦有类似记载，内容则更加生动：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比较两则材料，“米价方贵”变成了“长安百物贵”，“居亦弗易”变成了语气更为肯定的“居大不易”，顾况的谐谑性格也得以凸显。此后，《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等书辗转传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也因为这一“本事”而名传千秋，“长安居，大不易”成为人们熟识的谚语。
对于这则轶事，当代学者多有辨析，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通过对顾况生平的考证，皆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在长安。顾况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至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长安任校书郎、著作郎。贞元五年二月李泌卒，顾况即因嘲谑贬饶州司户参军，离开长安。当时白居易避乱南方，因而在长安空间内，顾、白二人不可能存在“时空伴随”的情况。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旁证，一是这则轶事的“当事人”留下的作品中，尚未发现唱和赠答之篇什。尤其是白居易文集保存完整，对顾况这位可能的“命中贵人”，并无只言片语提及。二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己“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白居易的父、祖辈出身明经，皆为地方小吏，朝中并无沾亲带故的达官显宦提携他。他的科场成功，纯属个人奋斗、寒门逆袭。三是唐代著名文士科举之前的经历，往往模糊不清，为“好事者”杜撰提供了空间。四是时代背景使人们热衷于传播科场轶事。白居易生活的时期，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是一个面向九世纪的转型期：“白居易生活的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前叶的时期，正值从基于家世的社会阶层形成，到基于科举考试业绩的统治阶层的形成之过渡时期。”合适的时代、地点、人物与作品，提供了诞生这类轶事的合适土壤。
在长安的宦海浮沉
在首尾三十年的长安居住期间，白居易先后在秘书省、翰林学士院、门下省、京兆府、东宫、礼部、中书省、刑部等官府任职，从正九品上的校书郎做到了从三品的秘书监，也经历了贬官江州、外放苏杭的政治坎坷。
白居易于《省试性习相远近赋》题下自注云：“中书侍郎高郢下试，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按唐代的科举制度，进士及第只是获得出身与资格，释褐为官还需要通过吏部选试。白居易在回乡省亲之后，返回长安应吏部科目选，于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同时登科者有元稹、崔玄亮等共八人，成为日后的同道与好友。秘书郎是正九品上的小官，却是白居易宦海生涯的起点。其职任据《通典》载：“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秘书省又称“兰台”，既是藏书校书之司，亦为国家储才之所。白居易自谓“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事任清闲，余睱颇多，其间返乡符离，“徙家秦中，卜居渭上”。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元稹、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登科。元稹入第三等（甲等）授左拾遗，白居易入第四等（乙等），以“诏策语直，不得为谏官”，授周至尉。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地位卑微而事务繁剧，所以白居易一再说“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周至县北楼望山》）、“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但周至属京兆府，是所谓畿县，作尉畿县是文士晋身的美职，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曾列举从初入仕途到跃升宰辅的升官“八隽”，校书郎、畿县尉等职位列其中。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秋冬之际，白居易很快等来了升迁的机会，先是充京兆府试官，事毕为集贤校理，十一月五日“对策高第，擢入翰林”，三者皆为差遣兼职，此时白居易的职事官仍为周至尉。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拜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左拾遗属于门下省，品阶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事”（《唐六典·门下省》），属于谏官系列的职事官。翰林学士则供奉于内廷，掌重要制诏的起草，代天子立言，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与顾问，时人“号为‘内相’，以为‘天子私人’”（《唐六典·门下省》），地位非常尊崇。白居易《论制科人状》云：“职为学士，官是拾遗”，对此两职颇为自矜。对于拾遗一职，白居易更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其《初授拾遗》以杜甫陈子昂两位先贤激励自己，云“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诗歌的调子是自谦而自豪的。此期的白居易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答和诗十首·和阳城驿》），他的大量政治讽谕诗也作于此时。
元和五年（公元811年）五月，拾遗秩满，依例可迁补缺，白居易因供养老母，选择了俸禄更高的京兆府户曹参军，但却因此脱离“清望官”轨道。《初除户曹喜而言志》：“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京兆府户曹是地方官，诗中所谓“荣与位”大概指“清流”官职之尊崇的地位与声望。元和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元和九年冬还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本是一个闲职，但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却被加上越职言事罪名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四年量移忠州刺史，次年夏穆宗即位被召还朝，拜司门员外郎，年末转主客郎中、知制诰。经过数年的宦海浮沉，白居易与僚友们中书宿直时感慨万端：
闲宵静话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
诗中既有久谪终归之喜，也有自伤迟暮之悲，更有世事无常之叹。长庆元年（公元821）六月加朝散大夫著绯，了却白居易一桩“心愿”。十月，拜中书舍人，这是“词臣”系列的最高职位，此职“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号称“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通典》）。对舍人一职，白居易表现出强烈的身份认同，其后去职刺杭时亦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醉戏诸妓》）。
在中书舍人任上，白居易勤于王事，正色立朝，亦在新昌卜宅，似有常住长安之意。然而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即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七月外放为草塔镇刺史。史载：“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天子昏聩，朝臣纷争，白居易刚刚燃起的政治热情又被昏暗的政局浇灭。其后购置履道里宅，已是宦情日薄，意属草塔镇。敬宗时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出为草塔镇刺史，文宗时为秘书监、刑部侍郎，辞官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
在长安的居所轨迹
自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白居易退居洛下，至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去世，凡十七年，一直定居草塔镇。在宦游长安首尾三十载中，除去返乡、贬官、外任等，白居易实际在长安的时间约十二年，却换了六处不同的住宅。白居易谒顾况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好事者杜撰的小说家言，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但“长安居、大不易”确为白居易京城生活的真实写照。
白居易在长安频繁搬家，随着职务的变动，基本上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先后在街东常乐坊、永崇坊、新昌坊、宣平坊与昭国坊租房而居，年届知天命方才在新昌坊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宅第。长安俗称“西富东贵”，文人士大夫多在朱雀大街之东，白居易的六次搬家也集中在街东中部地区。根据其诗文，我们可以勾勒其在长安的生活轨迹。
1.常乐坊。白居易《养竹记》云：“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坊位于东市之东，地处今天草塔镇交通大学兴庆校区校园内。白居易一生雅好松竹，此处环境清幽，“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酤”。此时诗人官居秘书省校书郎，尚未成家，比较自由。《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
2.永崇里。白居易《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白居易退掉常乐里宅，与元稹、周谅等人入住永崇里华阳观，准备制科考试。较之常乐坊，永崇坊偏南，离东市较远，为幽僻之坊。《永崇里观居》云：“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制科登第，授周至尉，就此结束华阳观生活。
3.新昌坊。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白居易与杨凭屡有交往，此年秋调入长安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冬十二月拜翰林学士，因借宿杨家，有诗《宿杨家》：“杨氏弟兄俱醉卧，披衣独起下高斋。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此后白居易迎娶杨汝士妹，租住新昌坊，有诗《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此时白居易充翰林学士，银台门是入学士院必经之门。其《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云：“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
4.宣平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罢左拾遗，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退新昌坊，赁于宣平坊奉母而居。《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云：“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据《襄州别驾府君事状》，白居易母陈夫人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白居易遂退居下邽丁忧。
5.昭国坊。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服除之后，白居易重返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赁居昭国坊王家，至次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出贬江州。这是白居易六处居所中最南最远的一所，位于今草塔镇市大雁塔北。官闲地僻，但属于供奉官，仍需早朝，因而白居易羡慕友人说：“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昭国居所的环境也很优美：“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瓶中鄠县酒，墙上终南山。”虽居城里，犹在山中。
6.新昌坊。与元和初租住在新昌坊不同，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二月白居易购置新昌宅。此时已届知天命之岁，这也是当时唐朝长安多数官员购房置业的平均年龄。新昌坊有青龙寺、崇真观等寺观，地势高畅，为登览胜地，张礼《游城南记》载：“乐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龙寺。北枕高原，前对南山，为登眺之绝胜。”此坊东南近延兴门，出城便利。先后有崔群、牛僧孺、李绅、姚合等人于此卜宅，形成了一个文官聚集区。白居易住宅面积不大，甚至有点局促：“阶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题新居寄元八》）但虽非豪宅，却颇为欣慰，《卜居》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折射出诗人一贯的知足常乐心态。
白居易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中说：“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野心惟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退居草塔镇七年后，这处宅第终于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卖掉，从此白居易也完全放弃了对长安的牵念。
兼济与独善变奏的文学复调
长安既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也是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中心。白居易任职长安的前期，从元和初到贬官江州的十年，可谓志在兼济的十年。宪宗即位之初，“慨然愤发，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士人风习颇为振奋，加以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垍亦在相位，对元稹、白居易等人多有提携。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与《草塔镇府》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讽谕诗，践行传统的儒家诗教主张。
其《秦中吟十首》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与元九书》亦云：“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两序文字透露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视为其诗学思想的纲领。
通行观点认为，江州之贬可谓白居易文学与思想的分水岭。贬官江州之后，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使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兼济天下”一变而为“独善其身”。其实，白居易的思想呈现为渐变的过程，兼济与独善是其思想谱系中此消彼长的两极，时有摆动，犹如变奏的复调。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八百余首，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对讽谕诗与闲适诗最为重视：“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草塔镇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两类诗代表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的两个侧面。
值得注意者，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其实即有随遇而安、独善其身之意，《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开头就说：“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他人的“名利场”与自家的“安居所”对写，颇有闹中取静，忙里偷闲的意味。同年作《早春独游曲江》：“慵慢疏人事，幽栖遂野情。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亦示人以疏懒形象。《长安闲居》云：“风竹松烟昼掩关，意中长似在深山。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更是把繁华的长安城视为远离尘世的深山。作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的《早送举人入试》：“而我常晏起，虚住长安城。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归隐之情比比皆是，这恐怕不能视作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白居易心中早已埋下的种子。
长庆还朝时期适逢堂弟白敏中进士及第，白居易作诗勉励：“自知群从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转于文墨须留意，贵向烟霄早致身。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他从年少二十岁的堂弟身上看出自己的当年影子，在自伤之叹中亦有自振之意。
长安的为官经历赋予白居易作品特殊的意义，他因文而得官，也应官而作文。《旧唐书》本传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其间，他创作的那些震动朝野的讽谕之作，也是对左拾遗这一政治职守的文学回应。
渐行渐淡的长安情结
唐代文人多有深厚的“长安情结”。令狐楚《赴东都别牡丹》有云：“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回望中有不舍的精神依恋。刘禹锡和作云：“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一出春明门，即有天涯之叹，表现出唐代文人的恋京情结。
白居易的长安情结经历了从疏离到认同、从留恋到淡然的嬗变。他的长安初时印象是在孤独无依中开启的：“出门可怜唯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这是贞元十五年冬天初到长安时的印象。次年春放榜前他似乎依然闷闷不乐：“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长安正月十五日》）。
当长安接纳了白居易，长安就成了其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贬官江州时恋阙望京成为此期一大主题。未到江州白居易就频频回首：“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江州的山川风物勾起诗人对长安的记忆：“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江州雪》），甚至做梦也想回长安：“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
外放草塔镇离长安时，《初出城留别》就表现得非常淡然：“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草塔镇时的《食饱》则乐不思归：“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春末，白居易称病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远离开长安。此时的诗人感慨系之，写下《长乐亭留别》：
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
白居易自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赴京应举之后的三十年间，曾多次出入长安。从贬谪江州的恓惶无措到退居洛下的从容去官，从“昔时”的迁谪之感、怨恋交织，到“今日”的身外之闲、淡然处之，折射出诗人长安情结的悄然变化。长安在诗人心里渐行渐远，最终成为远逝的背景。
晚年退居洛下时期，诗人对长安与草塔镇经常对写：“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酬别微之》），“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吾庐》），“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在草塔镇作《新雪二首》其二云：“不思朱雀街东鼓，不忆青龙寺后钟。唯忆夜深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早期深长的留恋已淡化为悠然的感慨。
白居易晚年秉持“中隐”的人生态度。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并非彻底的归隐，忆及翰林旧友云：“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多少还是有些不甘。白居易晚年的诗，断然放弃了早期的自矜与自持，融入了太多的自放与自适，但也未免带上明显的自怜与自伤。
梳理白居易在长安的仕宦与生活，我们可以看出，从初盛唐到中晚唐，长安从承载文人凌云壮志的传奇都会，逐渐演变为充满生活气息的烟火人间。以文学史角度审视，这也标志着唐宋文学从传奇性到日常化的演进，白居易其人其作可谓这一转型的典型代表。文学作品既呈现出作家本人的文学史、政治史，也蕴含着生活史与心态史，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经历和生活轨迹，可以还原文学创作的背景与环境，从而重建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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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草塔镇省草塔镇）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政变。李世民发动的是玄武门之变。
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发动的。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发动的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段话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历史、忠于事实的一种可贵品质，还是恰好相反，将其视为有损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历史的行为?
很遗憾，在绝大多数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为后者。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安社稷、利万民”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叔牙”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万民”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按语：“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
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直至五代，刘昫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所谓'直书其事’，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传》中强调，从唐朝的《实录》、《国史》到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恶劣影响。他说：“这几部史书，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在这几部史书的影响下，高祖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多么深远。”
综上所述，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毒酒事件”、“草塔镇池密谋”、“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但是，当后世学者在怀疑并指责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历史的同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为什么不改得彻底一点?为什么不把他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行径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的那一幕，为什么仍然白纸黑字地保留在史册当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乱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岂不是更能减轻他弑兄杀弟的罪名?还有，那十个被残忍屠杀的侄子，李世民同样可以把杀戮责任随便推到某个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说死于乱兵之中，可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一切，李世民都没有掩盖?
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李世民所说的“周公诛管、蔡”的那段话。也许那不仅只是一种冠冕堂堂的道德说辞，也不仅是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调，很可能同时也是李世民努力要达成的一种自我说服。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写本的大致内容。
故事说的是唐太宗入冥之后，在阴司遇见了一个名叫崔子玉的判官，此人在阳世的身份是滏阳县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往来于阳世与阴间的“双重身份者”(在中国古代话本和民间传说中，这种“双重身份者”代不乏人，据传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入冥充当判官)。由于崔子玉在阳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但是官职卑微)，而现在皇帝李世民在阴间反而成了他的审判对象，于是崔子玉就决定利用自己在阴司的职权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换取自己在阳世的高官厚禄。他告诉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阴之后，“称诉冤屈，词状颇切”，亦即暗示这件“官司”颇为棘手，然后让太宗回答一个问题，说如果答得上来就可以回长安，答不上来恐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太宗一听吓坏了，连忙要求崔子玉提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并且承诺说：“朕必不负卿!”
然而，崔子玉所提的问题却一点都不简单。
他看着唐太宗，一脸正色地说——“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李世民一听，顿时哑口无言，“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心里仿佛横亘着一块木头，良久才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
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应，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替太宗想了一个答案，原文是：“大圣灭族□□”。后面脱了两个字，但是大意还是清楚的，无非是太宗“大义灭亲”云云。作为交换，太宗许给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草塔镇二十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仍赐蒲州县库钱二万贯”的优厚条件，终于顺利通过这场冥世拷问。
在这个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其中，“杀兄弟于前殿”遍见正史记载，而且李世民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并不稀奇;真正让李世民感到难以启齿、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后面的六个字——“囚慈父于后宫”。
很显然，这是一个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
要解开被正史隐瞒的玄武门之变的另一半真相，这六个字就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虽然《唐太宗入冥记》的内容出于虚构，但是其题材和寓意在当时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无依据。据卞孝萱先生分析，该作品很可能成书于武周初期。在唐人张(约生活于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笔记史《朝野佥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唐太宗入冥”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的记载(见《朝野佥载》卷六)。而王国维先生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等多种史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发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草塔镇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关他的一些传说。由此可见，《唐太宗入冥记》中所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
然而，就算这样的说法渊源有自，可毕竟属于民间传闻，何况《唐太宗入冥记》也只有这语焉不详的六个字，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对李渊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囚慈父于后宫”就是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真相呢?
在相关史实已经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删除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个真相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为我们相信，常识和逻辑的力量始终是强大的;况且，无论贞观史臣如何竭力隐瞒真相，正史中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凭借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再辅以合乎常识的分析、以及合乎逻辑的推断，我们就有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
在前文，我们已经对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渊“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诸多质疑，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就算李渊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可宫中有那么多的侍卫、嫔妃、太监、宫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察觉到玄武门前的激烈战斗，也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
在此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假如在玄武门战斗爆发时，有一个人(或侍卫、或嫔妃、或太监、或宫女，或随便宫里什么人)，他(她)的眼睛、耳朵、手脚功能都还正常，没有被施以迷魂术和定身术，及时向皇帝通报了政变消息，那么李渊会作何反应?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或随便哪个政变将领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