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长简谱-长城长简谱歌谱
原创，时间：2023-04-13 2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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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长简谱教唱视频
《疏石兰兮》是《遥梦幽兰》的节选
【《疏石兰兮》音乐长度为1:24】
【《遥梦幽兰》音乐长度为5:03】
这个
长城长简谱
小说：“疯子”老师
“杨连春是国家教师呢。”
从我记事起，就不止一次听母亲这么说过。她是闲聊的时候当着家里人或者邻居的面这么说的，用一种感叹的语气，那感叹里仿佛充满了羡慕。
杨连春是杨村小学的老师。
杨村小学是我们杨家村唯一的一所村小。它坐落在我家门前的东河对岸，与我家隔河相望。河上正好有一座桥，将我家与学校相连。村小的校园很小，四面的围墙东倒西歪，学校大门朝南开，一长溜儿红砖与土坯掺杂修建的破旧平房教室，在校园的正北方位一字儿排开，教室门也一律朝向南边。校园西南角有几间相连的红砖瓦房，这就是老师的办公室了。校园里的设施很简陋，教室里都是破烂不堪的窗户，歪七扭八的门，和大小长短高矮不一的条桌和板凳，在这教室里有一群顽劣懵懂的孩童在莽莽撞撞中成长。我就是这群顽童中的一个。
我是1994年秋季入学的。当时我已年满6岁，虽然在家喜欢胡闹，但初次上学，心里总还是充满了恐惧和胆怯的，于是就由大姐拖着去村小报名，从此我就成了一名正儿八经的小学生了。
我刚入学的那会儿，村小还只有5个班级，一到四年级，再加上一个学前班。（只是后来新的教学楼建成，才变成一所完小。）当时每个班级三十来个学生，全校也就一百多人。学校里一个校长，六七个老师。听大人们说，这些老师都是民办教师，但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杨连春。
“杨连春是国家教师呢。”村民们都这样说。
什么是“民办教师”？什么是“国家教师”？年幼的我不懂。但我知道，“国家教师”是“国家”的人，一定非常厉害。我刚上了学前班，不到个把月在分班时又被转入一年级，级别还太低，当时教我的是一位女老师，姓刘，隐约听大人们说她刚找了个什么关系才当上的民办教师。而杨连春正教着高年级，因此我并没有成为他的学生，不过我早已在校园里遇到过他无数回了。
他已经五十来岁了，身形高大，面容周正，也很讲究穿着，即使是普通的白Ｔ恤黑裤子棕色旧皮鞋，穿在他身上也一定是干净整洁的，没有一点儿褶皱。其实他也并不年轻了。他头发很茂盛，一根根精神地竖立着，却夹杂着些许灰白，额头上的皱纹一条条的清晰可见。他的双眼很大，眼神深邃，却常常因为布满血丝而略显暗淡，他的嘴唇常常是干燥接近脱皮的状态。但是当他往那儿一站，仿佛身上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气质，跟那些整天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的、身上满是泥土味儿的农民们不一样。尽管他也务农——除了上课，他就在家里耕田种地，就和普通的农民一样，甚至对于农田的活儿，他比村里的许多人都精细得多。我就经常看到他戴着草帽，拖着犁耙，吆喝着大黄牛从我们家门口走过，但就算是一身农民的打扮，他也仿佛与众不同。
“杨连春是个疯子。”我又听母亲这么说过。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又仿佛带着一些鄙夷。
为什么说他是疯子呢？他怎么疯的？他是个疯子，又怎么当老师？他会不会在上课的时候忽然就发起疯来？有时候遇到他时，我就满脑子都是这些奇怪的想法。但大多时候，我只顾着跟一帮顽童在操场上丢沙包、跳绳、跳房子或者干脆你追我赶地疯跑，哪里管得上理会一个不教我们班级的疯子老师。虽然我们从小对老师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偶尔遇到他时，总有一种想逃走的念头，却又不得不低下头，用小如蚊蚋的声音喊一声：“杨老师好。”幸好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个头，我就如蒙大赦，飞一般地逃走了。
上了一段时间的学，终于就开了音乐课了。我还是一脸懵，不知道和我同班的留级生为什么一听说下节课是音乐就大声欢呼并且热烈鼓起掌来——教室里闹闹嚷嚷的，大家都在搬自己的板凳，一窝蜂地往教室外挤向二年级教室。
一进二年级教室我就安心了，因为我的二姐当时就读二年级，我就赶紧摸到她旁边坐下了。抬头看教室前面，只见那位疯子老师杨连春就站在讲台上，旁边放着一架旧的脚风琴。他还是一如既往不苟言笑，手里拿着一根筷子粗细的长竹棍儿，正指挥着大家赶紧在二年级学生座位旁边的空隙里摆下板凳坐好。
教室一阵闹哄哄的，他眉心皱了皱，不耐烦地吼了几声：“吵什么吵？还不赶紧坐下来？比养鸡场还乱，这还是个教室吗？！”一年级的学生都在忙着找空地摆凳子，二年级学生都在看热闹，还有相熟的人在互相打招呼，听了他的吼声，教室里的声音小了起来，但并没有安静。
“安静！安静！”他忽然抡起竹棍儿狠狠地在讲台上敲了几下，一边敲一边用了更大的声音吼着，眼睛里的怒火像是要喷出来。这下可起了作用，教室里忽然就鸦雀无声了，一双双眼睛紧张地望向他，大气都不敢出。
上音乐课有什么好的？杨疯子真可怕。我想。
然而课堂一开始，杨连春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焕发出一种神奇的光芒。他一手握着音乐书，一手执着竹棍儿，他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先唱一遍简谱，然后唱一遍歌词。无论是他唱还是我们唱，他都喜欢摇晃着身子，手里的竹棍儿打着缓慢的拍子。他跟着节奏点着头，眼神不再黯淡，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不自觉的微笑。有时候他又会放下手中的书和棍儿，走到脚风琴前从容地坐下，然后娴熟地弹起琴来，一边弹一边教我们唱歌。在这物资贫乏勉强温饱的乡村，乐器从来都是稀罕物件，那架风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所以会弹琴的杨老师在我们眼中也就自然成了一位神奇的人物了。
音乐课渐入佳境，杨连春身体摇晃的幅度渐渐大起来，头点的更频繁了，而那根竹棍儿仿佛有了魔法，在空中愉快地舞蹈着，行云流水般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而我们仿佛也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躯，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双眼，一边盯着杨老师的指挥棒，一边专注地唱着歌。歌声整齐，清脆，洪亮，充满了热情。后来，杨连春就开始手舞足蹈，满面红光，眼睛闪闪发亮，笑容溢满了嘴角。当他用脚风琴给我们伴奏时，歌声又与琴声彼此交织相和，飞扬回荡。在那间千疮百孔的破教室里，挨挨挤挤地坐满了六七十个农村的顽童，我就坐在这人缝中间，跟着大家一起唱着歌，心扑通扑通地跳，背上淌着热辣辣的汗，却不知从哪里生出一种奇妙的感动来，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那一刻的杨连春仿佛天生是一位音乐指挥家，我们又仿佛天生是歌唱家似的，配合得默契十足，浑然天成。正当歌唱到高潮处，窗外铃声忽然响起，音乐课结束了。我却意犹未尽，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我的音乐启蒙课，它带着我走进了一扇神奇的大门。此后的小学六年时光里，我有大半的时间都是跟着杨连春上音乐课。他教我们学唱音乐书上的童谣儿歌什么《上学歌》《卖报歌》《我们的田野》《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又教我们唱红歌诸如《社会主义好》《东方红》《学习雷锋好榜样》之类，还教我们唱当时著名的歌唱家的经典歌曲比如《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走进新时代》《长城长》等，那些优美的旋律在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那些根正苗红的歌曲滋养了我的心灵，让我从此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对生活有了一种更深的热情。
除了给我们上音乐课，我惊奇地发现杨连春竟然还是我们的美术老师。美术课上，他教我们画画。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我们照着他的样子，用铅笔在美术本上画。有时候他也会事先在一大张白纸上画好一幅画，然后带到教室来，贴在黑板上，让我们照着画。他教我们画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人物形象，房屋器具等等，还给我们讲布局构图，线条勾勒，搭配颜色等等，一边讲一边动手画。他的手仿佛有魔力一般，寥寥几笔就勾出了事物的轮廓，再添加几笔，一幅画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甚为惊奇。杨连春讲完就让大家自己动手，而他就在教室里转悠，一边转悠一边看我们画，还不时停下来给我们指导，甚至提起笔来帮我们画上几笔，有时就那么几笔，让原本死板的画面增添了不少生机。
可惜的是，对美术课同学们的兴趣不及音乐课那么强烈。因为“看画容易画画难”，很多同学虽然佩服老师一双妙笔生花的手，但自己真正动起手来，却常常是胡乱涂鸦，惨不忍睹。杨连春看看学生们的作品，对于水平拙劣的画作有时候也提出批评，但态度却是比较和蔼的，但对于画的好的作品，他一定不遗余力，大加赞赏，并且还全班展示，互相传看，受表扬的同学总会觉得无上光荣。
而我，那时候恰恰对画画非常有兴趣。才上小学，对什么都是好奇的，课业也还算轻松，我们课余有很多时间用来画画。班里流行用一种很薄的白纸，蒙在各科课本的插画上，然后一笔一画地描下来。这种画画的方式非常简单，而且即使是手脚非常笨拙的孩子，也能画出非常好看的画来。但我对于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却是不屑一顾的，我自有我的“骄傲”。我觉得要画出像杨连春笔下的那种好画来，就不能投机取巧，而是要老老实实地观察，然后反反复复地练习。我也以课本的插画作为画画的素材，但绝不“描画”，而是临摹。虽然我在短时间内我不如别人的画好看，但长时间坚持下来，我居然也就熟能生巧了，渐渐地能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上美术课就成为了我非常期待的事，因为自己的努力，我的画作经常在班里受到他的表扬，那些表扬都非常热烈，但却不像是浮夸。他甚至给大家讲，我的画是什么方面画的好，某些细节怎么到位。他也会给我一些建议，哪里还可以怎么修改。每次发美术作业，我看到图画本上批的红色的分数，仿佛吃了蜜一样甜。想想那时候吧，我一个六七岁的农村孩子，画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稚拙的，但得到老师的肯定，自然觉得是天大的事，是杨老师让我更有兴趣和信心。从此，就更加认真地对待画画了，甚至萌生出以后要学画画的想法。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美术课上他教我们画花鸟。我非常欢喜，认认真真地画完了，我觉得我的作品就快和黑板上杨连春画的差不多了，内心非常激动。我相信，这次杨老师一定会好好表扬我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真的再一次举起我的画，像大家展示我的作品。望着杨连春闪闪发光的眼睛，环顾四周都是羡慕的眼光，我非常开心，也觉得非常骄傲。
但是，第二次美术课发图画本的时候，我期待的打100分的本子却迟迟没有发下来。我着急地四处看，一直到所有的同学都已经安静地画起画来了，我还没有见到我的本子。
也许是我坐立不安东张西望的动作太大了吧，也许是杨连春那天心情有点不太好吧，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我忽然看到杨连春的脸色又恢复到了从前的那种不苟言笑，他看着我严肃地说：“上课不要动来动去的，赶紧画画！”我吓了一跳，但还是开口说道：“杨老师，我的图画本不见了！”他面无表情地说：“怎么不见了？一个本子都能搞不见？”我有点害怕他，但更多的是委屈，于是硬着头皮强辩：“又不是我搞不见的，我上次交了的，但刚才没有发下来。”他语气不善道：“不见了就不见了！自己随便找个什么纸画一下不就行了！这么多事！”我又委屈又恼火，但一看到他那双冷冰冰的眼睛，就吓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只好自己随便找了一张纸，开始慌慌张张地动起笔……
我感到非常沮丧，而且愤愤的。我不知道这杨连春怎么了，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嘛，我的本子都不见了，他作为美术老师不应该负责帮我找一下吗？反而还来责骂我？但我不敢顶撞他，只能在心里怨他，曾经的那些因为画画而生出的欢喜和骄傲忽然就消散许多了。
我那时候真是一个固执而骄傲的小孩啊，因为这件事居然对杨连春记恨了很久。但他像是忘记了这件事，下一节课上仍是很认真地教我们画画。我一直引以为傲、视若珍宝的图画本终究是没有找到。我心里始终闷闷的。那次他照常又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我的画画的很好，还说前几天教育局领导来进行期末检查的时候，他就把我的图画本给他们看了，连那些领导都夸我呢。我才明白了我本子不见的原因。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杨连春上次不说出来，还要责怪我呢？我既因为被人夸而高兴，但那件事却像是结在心里的一个疙瘩，难以抚平。
美术课还是要继续上下去。在杨连春的教导下，我居然就学会辨认并摹写空心的宋体、仿宋体、隶书体、黑体字，而且非常热衷于摹写。这对于一个刚刚发蒙的农村小孩儿来讲是多么新奇的事！此外，他还教我们写大字——我们那里把写毛笔字叫作“写大字”。杨连春自己就非常喜欢并擅长写大字。现在回想起他的大字，应该是颜体，笔力千钧，横平竖直，浑厚苍劲，有一种古朴坚韧的美。
那时候，我们农村过年的春联大多是请人写的。农村没有什么文化人，会写大字的人就更少了。因此十里八乡贴出的对联字体各异，大部分对联上的字都是差强人意的。而我的姑父就会写大字，他是另一所村小的校长，就住在后面的村子，离我家不到半里地。我们五六家近亲远亲就是请他写的对联，他也来者不拒。
临近过年时，需要请他写字的人自己买好了红纸裁好，然后亲自送到他家里去，向他说着祝福新年的吉利话，请他帮忙。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姐妹几个就会到他家里去，帮忙倒墨汁，牵对联——对联太长了，他一边写，就需要我们一边抻直了长幅，好让他继续往下落笔。看他饱蘸浓墨大笔一挥，我就感觉非常有趣。写好的对联就放在干净的地上按上下联排列整齐，晾干，等着人们自己来取。我看那满地一排排红艳艳的长幅，乌黑的大字，散发着墨香，渲染得年味更加浓郁了，想到这些对联除夕夜就要张贴在门上了，我感到很快乐。
杨连春的大字比我姑父写的要好，但我却无缘亲眼见到他肆意挥毫的模样。只是我们语文老师常常喜欢布置了这样一项寒假作业——春节之后要家家户户去搜集抄写人家门口的春联。
于是大年初一拜完年，我们小孩子就三五成群地带上笔和本子开始走街串巷了。杨连春家也在东河边，从我们家逆流而上走上一里地就看见了。他们村靠河一排的小村字一共有十几户人家。我们先在自己家的村子里转悠，见到的几户人家对联大多是我姑父写的，往杨连春家的那个方向去的话，看到的每家每户都是杨连春的大字——我们姐妹几个一看就知道。字是方正古朴的，文是充满诗意的，不像别家的都是从对联书上抄来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什么 “春回大地”“财源滚滚”“大吉大利”之类，我们跑了半天，看到的都是重复的对联，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快完不成了。
而到了杨连春的村子，都是读起来优美动听的文字，什么“莺歌燕舞”“红梅翠柳”“清风明月”之类的，而且基本不重复。各家各户不但正门上贴的有，就连偏门、猪圈牛棚门上都有……之前就听说，他们村子里的人都抢着让他帮忙写对联呢，这么多对联，估计够他忙活的吧……想起我看姑父写大字的时候那种潇洒淋漓，我不由得心生羡慕，更是对杨连春生出几分敬意来！
读到三年级，我就正式成为了杨连春的学生了——因为我之前他都只带我们音乐美术的课程，三年级他就带我们语文课兼带班主任。我回家了把这个消息讲给家里人听了，内心是有一股期待的，因为他多才多艺，又是国家教师。
“杨连春是个疯子。”母亲皱着眉头说道，语气里又仿佛带着一些鄙夷。他真的会疯吗？我存着疑惑，但想起他不苟言笑的面孔，又喜欢发脾气，内心里也有些隐隐的忧虑，但随后大家又都把这些事抛之脑后了。
他上语文课的时候，不像之前的音乐美术课，他喜欢用普通话朗读课文。我们之前的老师上课都用方言，朗读课文时也大多用方言，虽然也有用普通话的，但都没有杨连春读得那样好听。
其实杨连春的嗓音并不清脆，反而是非常沙哑的，但他读书时，总是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尤其是音调，不像我们总是二声三声不分，他的音调就像电视里新闻联播里播音员讲话的腔调。他还教我们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这样的读书方法。那时候的我们记忆力很好，就常常用那种带着浓重方言味道的普通话背诵课文，大家兴致很高，放开了嗓门，就像唱着歌似的，拉长了声音齐声朗诵着，都觉得自己念得很好，心里很自豪。可杨连春却摇着头说：“这样读书不对，怎么能这样读呢？读书要有感情。”说着，他就翻开课本给我们朗读了一段课文。还是讲话时的那种沙哑的嗓音，缓缓地、深沉地，娓娓道来，却一点儿也不浮夸。
我至今都记得，他当时读的课文是《小珊迪》，一个发生在爱丁堡的悲惨故事。其实那时的我们不过是一群顽童，哪里明白人世间的生离死别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发生在外国的，离我们遥远的故事，我们哪里会有共鸣呢？但杨连春读的时候，腔调里仿佛带着深沉的叹息，一下子戳进了人的心窝子里，让人不由得心头发酸眼角发涩，好像要滴下泪来。随后他又组织我们小组合作分角色朗读这篇课文，并对朗读不恰当的同学进行单独指导，后来我们也能像模像样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这让我萌生出一种奇异的情感体验似的，心里暖烘烘的。后来，我们的旧校舍被拆除重建，新校舍立成之际，学校派我和另一位男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讲话，我居然就能活用他教我的方法当众演讲了，不过这是后话。
然而上着上着他的课，我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了。别的老师上语文课，都是讲课，读书，写字，做作业，讲题，他最经常做的事就是闲谈。他常常课讲到一半，就忘记了正在讲的内容，开始海阔天空地闲谈。
他讲汉字结构特点，讲他爱好的艺术，讲文化大革命，讲他自己过去的经历，讲他的同学学习的趣事，讲学校旁边的那条东河的变迁，讲当前老师的待遇……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一讲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课堂，甚至忘记了下课……有时候他讲的深情地回忆，有时候讲的时候带一点戏谑，有时候又讲得眼睛闪闪发光，有时候又是义愤填膺，有时候又转而痛心疾首……但是我也发现，他讲的内容总是穿插着“钱”的话题，他说他一天辛辛苦苦地上班，拿的钱却非常少（当时的我是不相信的——一个国家教师工资怎么会低呢？），他说他买了什么什么，贵得很，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他说他家的稻谷卖了，价钱低得很，他又说他穷得连一把二胡都买不起……
但他一讲起汉字，艺术，就表现出一种莫大的兴趣，在黑板上描摹出隶体小篆的字体；他谈起艺术眼睛里就有光，他说哪些歌唱家的嗓子美妙动听，他说演奏音乐是一种享受，他的口头禅是“要是有一架钢琴来弹一弹，那该多舒适啊”，边说还边做出弹琴的手势，但转头又说一架好的钢琴上万块，他就是教一辈子书都买不起……
他常常讲起，他的一位同学，是一个哑牛（方言，意指非常蠢笨的人），非常不喜欢读书，经常逃学出去玩，放牛、摸鱼、采蘑菇、抓蝴蝶等，就是不想上学做作业。后来终于被老师给逮住了，给他听写，写不出几个字来；老师又写了几个字让他认，也认不出来，硬着头皮把“而”字说成是“挖花生的耙子”，结果被老师一阵臭骂好打，被打的哇啦哇啦大哭大叫，再也不敢去上学了，而且看到老师就像看到鬼一样慌张地逃跑……每每听到这里，教室里就会暴起一阵哄笑声，却没有几个同学听出他那个故事里的恨铁不成钢……
他常常讲起，他小时候家里条件艰难，加上他要读书就更捉襟见肘。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大病一场，家里什么粮食都没有了。他的母亲挖野菜，用粗糠煮着给他吃，吃下去咽下去艰难，排出来的时候更艰难，他都拉出血来……那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了他的生命，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活不成了，却不知哪里来的顽强的生命力，他居然挣扎着活了下来，只是大病初愈之后身体格外虚弱。他说，他以为自己好得差不多了，就像生病之前一样蹦跳着跨过一个高坎，却力不从心一下子跌倒，脸就扑倒在地上，鼻血呼啦一下就涌出来……本来就是一贫如洗，又因为天灾，大病，让杨连春的家里雪上加霜，他面临着失学的危机。最后是父母咬紧牙关，他又勤奋好学，书终究是念了下去……
他常常讲起，有一次他和朋友去游泳。两人来到了一处陌生的水域，一条大水沟的冲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潭，朋友喜欢逞强，一下子就跳进了水潭里。他犹豫一下了没跳，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朋友在水里不住地扑腾挣扎，似乎溺水了。他赶紧大声呼救，当时正是正午十分，天气炎热，地里也没见到干活的大人，他眼看着朋友在水里浮浮沉沉，害怕得发抖，却也最终下定决心，只能靠自己救他了。竹竿什么的也找不见，像朋友那样跳下去救自己也可能溺水，搞不好两个人一起送命。朋友的性命已经是危在旦夕了，他当机立断，跑到水潭高处，看准朋友的位置，一个猛子扎下去，借着高处的势头，利用惯性把朋友一个猛推，推到了水潭边，他也就势游到了岸边，最终两人都得救了……
他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表情很丰富，有时是紧张，有时是担心，有时是庆幸，尤其在他讲到他“一个猛子扎下去”时，他的嘴角还在抽动着，牙根紧咬，仿佛还在使劲似的……
他常常讲起，学校旁边的那条东河不是天然的河流，而是人工挖成的。他小时候天灾不断。尤其是每年的夏季，梅雨季节来临时，一连下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大暴雨，就容易出现洪涝灾害。
他说他清楚地记得，1954年的时候他才几岁，那年夏天，有一次他在山坡上放牛，就看见漫天的洪水滚滚而来，像是什么地方的堤坝破了。霎时间，洪水肆虐，淹没了无数房屋田地，也卷走了无数的人和牲畜、财物。由于当时他在山坡高处，幸免于难。洪水退了之后，村干部组织村民们挑河——每家出劳力，记工分，人工开挖一条河道，用来排水。河道从上游的水库一直延伸到下游的漳湖（其实我也不知道漳湖是哪里，只是大家都这么说），这条河又宽又深，至今我都不知道它有多长，它就是我们学校旁边的那条河——东河。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差，人们居然能够忍饥挨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凭着双肩挑出了这么一条人工河。杨连春还跟我们说，他的父亲就参与过挑河的工作，由于表现出色，工程结束后，村里还奖给他一个非常厚的笔记本，后来这个笔记本当然就成了儿子杨连春的学习用具了。自从有了这条河，附近的几个村庄就再也没有被淹过了，这条河造福了乡里百姓……
杨连春又谈到了那个由他父亲传给他的厚厚的笔记本，他用它来记笔记。每当老师讲到一个新汉字新词语，他都一本正经地记下来。他还把自己遇到的不认识的字查清楚了记在上面，久而久之就记了整整一大本，一共有几百页，这就是他自己编写的“字典”，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非常方便……他一边说，一边做着翻书的动作，言语里都是自豪；他说可惜后来弄丢了，言语里又是满满的惋惜……每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年幼的我心里总是生出一种震撼：我难以想象，他自己有意识地积累汉字词语，竟然成为那样的一大本字典，这该需要多么大的毅力，这样的人真了不起，可惜我没有他那样的毅力。
后来我注意到，他给我们念词语听写的时候，总喜欢拓展到课外，不像其他语文老师那样只是听写课内的几个词语，这常常使同学们感到苦恼，因为没有学过的我们不会写。而他却不管学没学过，和课本上的字同音的、同义的、相关的，他想到什么都念出来，同学们写不出来就经常抓耳挠腮，脸红脖子粗，甚至在心里直骂“杨疯子”。而我在听写结束之后，总是要翻一翻《新华字典》，暗暗地把他念过的、我不会写的词语都学习一遍，以防他下次听写还会念到。然而下一次他又会念一些别的词语，我只好又借助字典学习新的词语，却总也赶不上他的节奏，在这种追赶杨连春的脚步中，我学习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我终究是没有像他那样积累一本属于自己字典，但我的脑海里却储存了许多其他同学所没有积累过的词语，这使我的心里生出一种隐秘的紧张与快乐，这也是我最初体会到的关于学习的快乐。
关于东河的故事，杨连春反反复复给我们讲过很多遍，以至于我也对他讲的内容念念不忘，那时候才十来岁的我，居然尝试着在一本旧挂历上写了一首长长的“现代诗”，取名就叫做“东河的歌”，想着把东河的由来、变迁、相关的故事表现出来，大概写了四五十行吧，但还没有写到结尾，只可惜早已没有了踪迹，至今想想还是一个遗憾。如果当初我能够坚持把它写完，估计就能算是关于东河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文字吧，至少对于我来说，它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后来我也写过关于“东河”的一些小短文，但再也找不到写“现代诗”的感觉了。
其实当初写“诗”，杨连春对我影响很大，也正是他偶尔提起，关于“东河”，值得写一首史诗来歌颂她，所以我居然不知道天高地厚地去尝试。他经常给我们讲课本里的古诗，语言通俗易懂，精彩绝伦，叩打着我幼稚懵懂的心扉。
他自己也偶尔写一些“小诗”，都是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的是我们能听得懂。比如美术课上他教我们画蝴蝶，他就写“山花烂漫胡蝶艳，翩翩起舞在花间。飞得山清水又秀，舞得花好月更圆”；比如我们学了一篇关于《苦柚》的课文，他就写“苦柚虽不甜，常常记心间。漂洋过海去，乡思一年年”。无论是风景还是静物，无论是上课还是闲着，他有时候苦苦思索才得出几句，有时候却是出口成章，不要求辞藻华美含义深刻，写好了就在课上念给我们听，或者用工整的粉笔字写在黑板上给我们看，还解释给我们听，当时的我也基本能听得懂，而且觉得有趣，甚至后来我也模仿他，自己偷偷地写一些蹩脚的“小诗”，虽然杨连春那时候给我们念过的“诗”已经模糊在我的记忆中了，但已经或许从那个时候起，一颗诗歌的种子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以至于今天对于诗歌我仍然充满热爱。
杨连春还给我们讲“文革”。他说文革时期是非常混乱的年代，很多人都被迫害，含冤而死。其中有一些是国家领导人，还有数不清的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作家，批斗、挨打、写检查，有的是被定罪经受不了折磨病死了，有的是忍受不了屈辱而自我了断，有的甚至是被活活打死……他说的这些的时候，表情很严肃，大概也有痛惜……当他讲的投入的时候，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谈天说地，口若悬河，唾沫横飞，表情也随着他讲的内容而千变万化，完全没有注意到台下坐着的不过是一群才八九岁的未开化的懵懂顽童，他讲的这些政治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深不可测，又无聊透顶。
杨连春的自顾自话，无疑给了我们偷奸耍滑的机会，趁着他没注意，我们就开始做起了各种小动作。在课本上画小人，和同桌窃窃私语指指点点，隔着几个人传字条，把橡皮远远地扔向自己的死对头，甚至有人玩起了自制的纸牌游戏……
刚开始上课时，大家都慑于杨连春的威势，安安静静地坐着，但渐渐窥见了他的“忘我”之后，就放开胆子各自做自己的事，教室里的动静也渐渐地大起来，杨连春却浑然不觉。直至被人扔了橡皮、打纸牌输了还被人嘲笑，就有几个被惹恼的顽童失了分寸，突然就拔高了声音争执起来，或者直接跟杨连春告状——这下可好了，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了——杨连春从他的演讲中立马回过神来，无论原告被告有理没理，都被他严厉地训斥一顿，因为他最恼的就是上课不好好听讲搞小动作，尽管他自己也不是正儿八经地上课。他面色铁青，皱纹条条分明，眼睛里又好像要喷火，手里的竹棍儿又狠命地敲打在讲台上，有时还敲在某个顽童的头上或者手上。
那时我们挨老师的打是家常便饭，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家长们也很能接受老师的这种管教方式，甚至有的学生在学校里挨了打，回去以后还不敢告诉家里，因为还有可能会招致爸妈的一顿打——家长们都认为，我们挨老师的打是因为不听话，不听话当然还要管教管教。我们也经常私下里讨论各个老师打学生的习惯，谁打的最疼。杨连春打人的工具就是他的竹棍儿教鞭，他常常把它恶狠狠地抡起来，又恶狠狠地落下去，那一刻仿佛满脸横肉都在抖动，但打在皮肉上的那一刻，他又仿佛收住了力气，疼痛当然是有的，并没有料想中的那样可怕，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他的脸色唬住了而已。
在那个稀里糊涂又横冲直撞的年代，我们全班同学几乎人人都挨了他的打，其中也当然包括我，但我总觉得我挨的打纯粹是一次意外。那些年的夏日，我们每天吃完午饭后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午睡，午睡起来之后才开始上下午的课。老师们大概是排了班的，每天午睡分别由哪几个老师值班，各个教室巡查学生午睡的情况。我们正是调皮淘气的年龄，精力旺盛得就像一群野猴子，哪里能够老老实实地听从安排呢？况且趴在课桌上睡觉，手麻脚麻，呼吸不畅，也太难受了。所以我们来到学校后，总是要嬉闹一番，等到老师来了才迫不得埋着头睡下。
有一天，我们嬉闹得忘记了时间，简直是得意忘形了，忽然就听到有人在喊：“杨老师来了！杨老师来了！”刚刚还在嬉皮笑脸的人瞬间就惊作鸟兽散，各自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我一抬头，果然就瞥见杨连春怒气冲冲一脸横肉地走进来，脚步快得像一阵风，他手里还抡着那根可怕的竹棍儿，在空气里挥舞得虎虎生风，三步两步就进了教室了。
我们那时候课桌都是那种长条桌，而我坐在第一排，我左右的同学都已经趴好了，我就只能从桌子底下钻进去，越是害怕就越是忙乱，况且还有几个疯跑进去的人挡了我一下，我还没有钻进去，杨连春的棍子已经敲在了我的课桌上，“砰砰砰——”声音震教室里的墙皮子都簌簌发抖：“还不赶紧趴倒？学习搞不到就算了，连个午觉还不好好睡！”说着，他又狠命地敲打着桌子——这一敲我可就倒霉了，他其中的一棍子打偏了，敲在桌腿上，旁边正是想钻进座位钻了一半的我，我还有一条腿正好挨着桌腿——我只感觉“啪——”的一声闷响，大腿如同被一把长尖刀狠狠劈了一下，先是蓦的一阵麻木，然后就是火辣辣的剧痛，痛得我一个趔趄，摔倒在桌子底下，眼泪也“哗——”地一下就涌出来，但我一声也不敢吭，立马忍住痛，爬起来趴倒在课桌上装睡。
整个下午，我的大腿都是火辣辣的痛，紧身裤子仿佛都要裂开似的，放学回去时自己扒开裤子一看，一条又粗又长的伤疤，紫黑紫黑的，狰狞可怕，像是皮肉要裂开似的。我在心里恨恨地骂了他很久的“杨疯子”，但我明白，其实那一棍子他并不是有意打中我的，因为平时他下手没有这么重，因此这件事我也就很快抛之脑后了，并没有怎么在意，但另一件事我却是真正记恨了他很久很久，甚至在未成年的十几年里一直都令我难以释怀。
那时的我顽劣不堪，但也有些小聪明，上课时表现出十二分的积极，成绩在班里也能勉强排到前几名，再加上又当班长或者学习委员，每次学期中学期末都能拿到奖状，所以也算是老师们眼里的“优生”。杨连春教到我们年级后，对我也算优待宽容的，尤其在小学高年级以后，我写作文的优势就在班里凸显出来了。杨连春又是语文老师，他就经常夸我作文写的好，还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班里念出来，这让我感到很自豪，也让其他同学很羡慕。
有一回作文题是《老师，我想对你说》，我略一思索就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内容大概是控诉数学老师打学生的事，我在作文里列举了数学老师打学生的几个例子，并在结尾处说：“李老师，希望您不要再打我们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孩子，调皮是我们的天性，我们还需要成长的空间……”诸如此类的话。
我想这篇作文可能会得罪老师，一是因为他们都是老师，是“一伙儿”的，二是因为他自己也打人，只是没有数学老师打的厉害而已。况且，在审题的时候，我隐约觉得这篇作文题应该是要求我们表达对老师的爱、尊敬和感激的，但我在落笔之前陡然笔锋一转，就写成了另外一种风格了。我想，写作文真情实感总归是最重要的，因此写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杨连春要评讲作文了，他照例拿来了我的作文本准备念的，但当他随手翻了一翻，就迟疑地停下了，嘴里念叨着：“哦，哦，你这篇作文写的是这个，这个么…好像不符合题意……”他并没有发怒，只是脸色平静把本子还给了我，然后就开始讲别的了。
我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却没想到，隔了一天，他上课催学费的时候，照例将班里几个拖欠费用的人批评一番，语气里总是愤愤不平，点到我的名字时，居然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你的学费都没有交清，居然还有资格说老师？！写个作文还要批评老师？你哪来的脸！”
这几句话就如同一个霹雳，震得我全身走发麻，连同五脏六腑都似乎在发疼，屈辱感就像一块大石头向我砸来！我不明白，我诚诚恳恳地向老师提意见有什么错？我交不起学杂费又与向老师提意见有什么关联？我更不明白，难道贫穷就是一种罪过？！以至于连脸面都不该有？然而，他还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妥，还在絮絮叨叨地说，连孔子都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怕我们不明白这句话他还特意写在黑板上——“束脩”就是干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跟着孔子学习也是要交十条干肉作为学费的，更何况今天呢，你们天天学费拖延还像话吗？交不起学费就不要读了算了，趁早回去放牛……他越说越激动，居然一边说一边就拿起那根竹棍儿敲了几下讲台。讲到最后，他忽然宣布了一个决定：让我们几个欠费的人停课，临时回家去找家长拿，拿来了再上课。
其实让学生停课回家拿学费的做法在学校里不是新鲜事，这也不是杨连春的独创。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很多家庭只能算是温饱，一旦家中有变故或者子女众多，就会沦为上不起学交不起学费的“特困家庭”，很不幸，我家就属于第二种情况。我家四个姊妹，我排行老三，家里上学的人三四个，家里年年为昂贵的学费担忧，发愁。而班主任是要负责收齐学费的，我们交不上去钱，他们的工作也很难做。于是，每到学期初、学期中、学期末，老师们都会使出浑身解数督促学生交学费，我们学生和家长称之为“逼学费”。
那时说“逼”，实在不为过分。每天早操、上课、下课、放学、集会，老师们都会为了这件事严厉地训诫我们。冬天的早上，别的同学已经进教室读书了，我们几个还站在霜冻的操场上瑟瑟发抖，等着老师一个个地训话；夏天的中午，其他同学已经在睡午觉了，我们却站在走廊里，额头上的热汗一直淌到了眼角，却还是一声不吭。我们这种“宁死不屈”的态度，常常会激怒老师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了学校上课，课上到一半时，老师会把我们遣回去，让我们向家长要钱。甚至还有个别老师教学生怎样向父母耍赖，怎么哄骗，怎样从家长那里拿学费。其实不是我们不想交，而是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谁不想安安心心地坐在教室里上课，却宁愿挨老师的“批斗”呢？天知道，我是多么羡慕那些不用操心学费的同学啊！
那次，我感觉受到了他言语上的侮辱，内心非常沮丧、悲愤和委屈，却也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教室向家里走去。以前我也曾被多个老师“逼”过学费，我觉得自己已经刀枪不入了，却在那一刻，我的成绩，我的骄傲，我的自尊被碾碎一地，似乎因为贫穷，我的努力就不值得一提。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内心憋着一股气，如果可以，就此离开这里，永不再回头。当然这也只是想想而已，这样的豪气我也是不能有的。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回到了河对岸的家，却见家里的大门紧锁。是啊，这个点父母应该是在外头忙的，毕竟是一个负担这样重的家庭啊。我一屁股坐在石头门槛上，头靠在门上，眼泪不住地往下掉。我也没有勇气再回到学校里去，只是茫然无措地坐着默默地哭，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骂着“杨疯子！杨疯子！他就是一个疯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同校的王老师从我家门前过，她也认识我们一家，就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没上学？”我心里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就冲出来了：“是杨老师让我回来的，他让我回来拿学费！我爸妈又不在家，老子到哪里去拿？！……”我越说越激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话已经说不清楚了，却还不忘表达自己的愤怒，在老师面前爆出了粗口。王老师也没有计较，就说：“走吧，跟我一起去上学。”我本想拒绝，但想着也实在无处可去，就跟着她走。
回到教室门口，杨连春还没有下课，王老师帮我解释了一句说“她家大人不在家”，然后杨连春就让我进去了。这个时候他“逼学费”的怒气已经消退了，只是应了一句：“哦，家人不在家那就下回再说吧”，然后就若无其事地上课了。
那件事以后，他还是像从前一样上着课。当我作文写的好，画画的好，得到奖状的时候，他一样会在班里不遗余力地夸奖我，当我犯错的时候一样批评，逼学费时还是一如既往，只是没有再说过那样的话了。我的心态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仿佛那个伤疤一直在隐隐作痛，我像赌气似的，不愿意再在课堂上表现自己，他对我的表扬我也不屑一顾，甚至会不时因为一点小事心里嗤笑他“杨疯子！”但这件事终究是过去了，毕竟是一个小孩子，我仍是该学的学，该玩的玩。
期待已久的自然就是春游了。我们学校历来的传统，每年春游都是由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东山。东山是我们当地的风景名胜，海拔不算高，山路也不难走，就算是小学生也能步行攀登上去。山上风景优美，而且还是佛教圣地，门票也便宜，每个家庭都能负担。虽然年年去同一个地方，但能从校园中走出来，和集体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更何况出去玩不用上课不写作业，而且还能从家里要来一点零花钱买零食，大家都非常开心。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杨连春对于春游的热情似乎比我们还高。他那时候一边教书，一边经营着学校的小卖部，专门卖一些文具和零食饮料，专供的对象当然是学生们，他的小卖部设在教师办公室的一间小屋。我觉得他对钱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执着，从他逼学费，以及上课时闲谈里夹杂着哭穷，三五句话里不离钱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平时就对自己的小卖部非常在意，到春游前几天，他更是热心。他在班里，在学校里反复说，去春游买零食就应该要到他的小卖部买，无论是一块还是两块五块，他都能给你用红色小方便袋把零食打包好，冰袋（一种一毛钱的袋装饮料）、果丹皮、唐僧肉（一种话梅零食）、干脆面、火腿肠、果冻、面包……根据价格的不同，给你各种不同的搭配，临到春游出发前，一包一包地发到各个学生的手中，方便又安全，师生们皆大欢喜，当然更高兴的是杨连春了，他可以小赚一笔了。
除了赚钱，他对春游本身也是非常热心的，他曾经就在班上讲过，春游嘛，就应该体现出春游的意味来，除了吃零食，还应该去欣赏。欣赏春天，欣赏美景，感受阳光春风，感受万物生长，而不是呼呼啦啦地赶路，东跑西颠，那只能叫做放风。他说，春游的时候，大家紧跟着我，我带大家慢慢地走，慢慢地“欣赏”，一定另有一番趣味，于是大家对“他的春游”充满了兴趣。
又一年春游时节，学校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了，师生们都很激动。校长已经在集会上公布了消息，甚至初步定好了出游的时间。杨连春也开始忙碌起他的生意来，到小卖部里光顾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他收钱，登记，分配、打包零食，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已经做好一切出行的准备。却不料那天早上，我们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准备集合时，天色却渐渐变了。原本校长老师们都关注了天气预报的，说是多云天气，可那个早上天居然阴沉沉的，甚至还飘起了几缕雨丝。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狂风骤雨般的打击。早饭已经吃了，门票的钱已经准备好了，打包好的零食也已经分发到手里了，已是万事俱备了。我们期待校长能够按计划出游，却在意料之中的，校长通知下来，春游延期。
我们就像霜打的茄子，手里的零食也不香了，沮丧地在校园里四处游荡。有同学存着侥幸的心理，直接跑去找杨连春打听情况。杨连春还在他的小卖部里忙着分配、打包、分发零食，周围挤着不少人。
当时我正站在外围，听那两三个学生挤到杨连春的面前问道：“杨老师，我们还去春游么？”“去，怎么不去？”杨连春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学生又担心道：“但是听说，校长说今天不去了。其他班级都不去。”
杨连春说：“那我们就自己去，我们一个班去。我带大家一起，不慌不忙，慢慢地欣赏风景，比一大堆人去还好呢。”
“哦，太好了！太好了！”得到了杨连春肯定的回答，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然后，这几个学生就飞快地把消息分享给班里的同学，其他同学也高兴地四处宣扬，很快整个校园里都知道了，包括校长。那个比他年轻二十来岁的新校长，一听这个消息就怒了，立刻气冲冲地走向杨连春的小卖部。学生们看热闹不嫌事大似的，都在后面跟着，只是不敢靠得太近，其中也包括我。
“春游已经延期了，听说你还要带班上的学生去？”只听校长压着怒火问。
“是的。带他们出去玩一玩。”杨连春道。
“你私自行动，要是学生出了安全事故，谁负责？你负责吗？”校长气得脸色发红，语气开始变了。
“不会出问题的，我带着他们，安全能保证……”杨连春争辩了一下，语气却很温和。
“你！”校长没等他说完，就气急败坏地叫道：“说了不准私自行动！”
杨连春却偏偏不识时务，硬着头皮道：“不会有事的，我答应了学生……”
校长已经是暴跳如雷了：“杨连春！你今天要是敢带学生出去，老子跟你没完！老子要把你开除！你…你…真是个疯子！”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地用手指着杨连春，然后撂下话头就往外走，转头看见围观的我们，他又气急败坏地说：“看什么看？春游什么春游？一天天不好好学习，还想春游！赶紧给我回教室上课！”吓得我们立刻一哄而散。
我没有看到杨连春当时的表情，但那天他终究是没有再提起春游的事。然而围观了这样一场争执，我心里生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之前他当众伤害了我，看到他竟然也会被校长质问，我应该会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感，但我却莫名地感到心酸：尽管有很多人包括孩子都喜欢在背地里叫他“杨疯子”，但被人这样当面骂作“疯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况且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又是国家教师，而校长却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还是才调来不久的，居然把他质问得哑口无言，毫无招架之力。
回家以后，我把这件事讲给家里人听，母亲又来了一句“杨连春是个疯子”，语气里并没有同情的意味。父亲却开始讲起他听来的关于杨连春的奇闻轶事了。
父亲说，杨连春读书的时候非常厉害，可以说十里八乡的人才，大家都非常看好他。后来他高考的时候，原本是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非常好的高校的，但最终他却没有去，而是就读了本市的一所专科师范学院。尽管这样，在当时的乡村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他毕业之后听说之前分到了外县的教育局工作吧，但他不大会说话，总容易得罪领导，所以一直被调来调去的，一贬再贬，不几年的功夫，就从教育局被调到一所高中任教，然后又到县城初中，从县城初中又到乡镇中学，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回到了家乡，在村小里当老师了，大概也有落叶归根的意思吧。
那他怎么被人叫“疯子”的呢？父亲说，听说是跟一场恋爱有关。据说他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而那个姑娘也爱慕他的才华，两人可以说是男才女貌，情投意合。但姑娘出身于高干家庭，姑娘的父母听说女儿和一个一穷二白的农民子弟来往，坚决不同意，想尽一切办法阻挠。姑娘的父母用睥睨一切的语气对他极尽嘲讽，特别是瞧不起他的贫穷，就连衣服上都补丁摞补丁，哪里有什么未来。
因为贫穷的出身，他本来就在姑娘面前自惭形秽，又敏感脆弱，满腹的才华虽然让姑娘另眼高看，但在姑娘的父母眼中却一文不值。当时的他年轻气盛，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又担心自己真的给不了姑娘未来，就忍痛与姑娘一刀两断。后来姑娘也找过他几次，他都避而不见。姑娘伤心之余，就随着父母远走高飞了。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一方面是失恋带来的痛苦，一方面是因为贫穷给他带来的折磨，从那以后他就有点“疯”了，整天神神叨叨的，精神有点失常，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原本考取的那所北京高校拒绝接受他，他只好去上了本市的大专。
但父亲又听说，谈恋爱是他上大学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他的“疯”也应该是在上大学之后，又怎么会因为失恋疯癫后被北京的高校拒绝录取呢？这似乎又讲不通。其中又有一种说法是，他不是因为“疯”了被北京高校拒收，而是有人顶替了他的名额去了北京上学，对方有权有势有关系，而他只是社会最底层的穷小子，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大专，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想不通而“疯”的。父亲又说，可能这两件事都发生过，谁知道呢？总之，他就是“疯”了。
那他“疯”起来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好奇地问父亲，父亲却也不大说得上来，大抵是“他神神叨叨的，爱自言自语”“他特别在意钱，就像是钻进了钱眼儿里一样”“他老是动不动发脾气”之类的话，我觉得他不像是以前门口经过的那个疯子那样，会是大吵大闹，在地上打滚撒泼，打人骂人吐口水，穿着破衣流着哈喇子，这叫作什么“疯子”嘛？
母亲却忽然插上一句话：“他敢跟校长对着干，这不是疯是什么？在学校里和校长吵，能有什么好果子吃？”父亲也连连赞同：“要不是他总是这样发疯，他也不至于总是得罪领导，最后过成这个样子。或许他早就在大城市当大官了！”
这些话让年幼的我不胜唏嘘。我尤其对他的那段所谓的恋爱充满了想象，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谈起恋爱来也一定充满了浪漫。他现在的妻子我是见过的，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中等个儿，偏胖的身材，面容周正，但神色有点冷淡，不大好亲近的样子。她似乎每天都只顾忙着农活和照顾家里，手脚麻利，任劳任怨。我经常能看到她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去田里干活，脸上却似乎很少看到笑影。我有一次到他们家附近放牛，她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的牛把她家的草都给吃了，所以我就对她敬而远之了。这样一个曾经有着浪漫情怀的人，终究是和一个普通的女人过上了相濡以沫的生活，品尝着这人世间最平凡的烟火。这样的杨连春，真的会是一个疯子吗？
读六年级的时候，杨连春不再带我的课了，连美术课音乐课也不是他上了。我还能经常在校园中看到他，他还是每天苦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卖部。但后来小卖部就关门了，听说上头有人来检查，说他的小卖部没有营业执照，所以就被勒令关闭了，他为此失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他还是经常从我家门前走过，晚上在校园里住宿值班。
有一天晚上天刚擦黑，母亲从外面回来，嗤笑着说：“你们说，这杨连春真是一个疯子！居然在跟牛说话！我刚才听见他对自己家的黄牛说，‘牛啊牛，我本来想让你和我一起在学校住的，你又不肯，我只好把你送回家去，我自己一个人再去学校算啦！’你说好笑不好笑？这天底下，居然还有人跟牛说话！”家里几个人都笑起来，母亲又说：“莫说，他对他家的黄牛可真是好呢。夏天替它赶蚊子，冬天给他铺厚草，耕田种地还怕累着它！”二姐在一旁接话说：“是啊，是啊，他就是怕累着他的牛，所以让我们学生帮他家挖田！”
我想起来了，以前他带我们课的时候，经常给我们安排劳动课。说是劳动课，其实就是到老师家里帮忙干农活儿，学校里几乎每个老师都这样安排过，我们都见怪不怪了。其实吧，我还是挺喜欢劳动课的。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是农家孩子，每个同学都帮家里干过农活，所以不是什么难事。另一方面，和同学们一起集体干活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帮助杨连春一起背过麦子，挖过田，割过油菜。
夏季的阳光里，满是麦子成熟了的甜蜜的味道，麦秆被晒得闪闪发亮，我们一人背起一捆麦子，你追我赶，往杨连春家的稻场上跑，欢声笑语就像风一样四处飞扬……
稻子收割以后，杨连春把我们带到他家的田里，用大家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工具挖田——把稻田整成油菜田。我们两个人一组，一个组挖成一畦。杨连春带头给我们做示范，拎起铁锹一挖一大块，然后三下五除二给平整好了，接着就掏田沟，田沟一定要直溜光滑……他讲这些的时候，也跟上课一样，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居然真的就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挖好了一大块田，杨连春也像上课一样，逐个田畦去检查，然后点评，提出整改意见，或者亲自修改，做的好还要表扬……
油菜田里，我们光着脚丫踩在湿润黝黑的土里，一边割着油菜一边闲谈，还时不时停下来捉一只蚱蜢，摘几朵小花，用湿泥巴捏个小人，别提有多开心了。割着割着，冷不防，一脚踩在已经割过的油菜茬子上，痛得呜拉呜拉乱叫。几个男孩子还专门拔几根形状古怪的油菜茬子，拿来做各种武器，休息的时候在田埂上疯跑，玩打仗的游戏。这时候的杨连春也格外和蔼宽容，和我们一起开玩笑，讲故事。油菜收割了，都由我们给搬到学校对面的稻场晒干，杨连春就在稻场上铺上大雨布，把干油菜苗搬上雨布。每到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大声呼啸着跳上雨布，一阵乱蹦乱跳乱踩乱踏，油菜籽就被我们利落地碾下来了，杨连春就只用收拾碾好的菜籽就行了。我们就这样哄闹几个课间十分钟，杨连春的油菜就可以装袋收藏了……
诚然，这些劳动课都是在帮老师家里干活的，但我们却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体会到了在家里干农活时体会不到的集体劳作的快乐……回忆这些，真是温暖的记忆啊。
可是，这些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杨连春…心疼他的牛？我有点不明白。不过，一个人为什么会对黄牛说话呢？是因为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吗？是他真的有点“疯”了吗？毕竟，牛怎么可能听得懂人的话呢？我有些糊涂了。
不管怎么说，我终究是从小学毕业了，之后中学，回家的次数就少了很多，我也几乎很少有机会再见到杨连春了。只是听说，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退休了。早在他教我们的时候，他就喜欢天天跟我们念叨，他就要退休了，到时候能拿退休工资了，也不用天天对着一群顽童自说自话了（我不理解，他明明知道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他却总喜欢跟我们讲个没完，却又自嘲是对牛弹琴），他就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了……
听父亲说，偶尔还能看到他牵着已经很老的黄牛从我家门前经过，但他现在没怎么让老黄牛干活了，只是牵着它在田埂上、河边吃草、转悠。或许，他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画画、写大字了吧，毕竟退休的时光那么清闲……或许，他终于买上了他心心念念的钢琴或者二胡吧，听说他家里常常传出吹拉弹唱的声音；或许，他现在终于过上了他一直憧憬的退休生活了吧，毕竟他不用再和领导争执了，他也不在乎别人喊他“疯子”了；而且，熬了这么些年，国家教师的工资也终于涨上去了，他大概也不用再为钱的事操心了，也就不疯了吧。
长城长简谱歌谱
偶只有mp3格式的.....不好意思
不过偶也很喜欢这首~~~~~~~·太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