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施密特-赫尔穆特·施密特 财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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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妙：当26岁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于1945年10月从英国人的监狱里——“我们简直都饿疯了”——回到德国的时候，家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在汉堡的房子被炸毁了，而他的妻子早在战争期间就搬到了柏林城外一座便宜的房子里去了。他的第一个孩也被葬在那个小地方。当时，在1945年秋天，柏林到处呈现出一幅特别的满目疮痍的废墟景象：人们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巨大的瓦砾堆，城市里原先宽阔的街道都已经变成了横七竖八的深深的山谷，谷底的小道窄得只能步行穿过。人们踩出来的小径忽而左拐忽而右拐，蜿蜒在一栋栋坍塌的残垣断壁之间。
施密特一家人的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希望得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于是夫妇二人决定搬回老家汉堡。因为尽管那里也只有瓦砾和废墟，但至少那是些熟悉的废墟啊，他们靠兜售烟卷为生，后来施密特又干点兼职的差事来多挣点钱：比如为做小生意的人们申报纳税，有时为政党做些文字性的工作，而他的妻子萝姬则当了一名教师。回到汉堡之后，施密特曾经考虑了几星期，然后他就开始上大学。他一直对建筑业感兴趣，非常想成为一名城市规划者。但是，他只能被迫选择那些学费低廉的学科，而当时大学里学期最短的就是社会经济学。“那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并从讨论中学到了比在课堂里听课多得多的知识。”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他们无法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以信任的目光仰视他们的教授们了——如此看来，后来在60年代末的以青年和学生为主体的左翼院外反对派所实施的变革，实际上从施密特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施密特曾说“我相信如果某个人没有具备那些必须要经过教育和培养才能获得的非常特别的才能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学什么都是完全无所谓的。一旦他学到有用的东西，那么无论在任何地方他都会成功。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从来不做什么计划，但是我有足够的自信，我知道我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要沉沦下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的确，当人们今天来审视施密特的成长过程的时候，仿佛一切都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因而也就肯定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成为了SDS——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的主席；后来在弗里茨•艾尔勒去世后，施密特接替他成为议会党团的主席；当威利•勃兰特于1974年5月份突然下台之后，施密特便无可争议地作为勃兰特的接班人入主联邦总理府。当然，另外一种观点也是非常中肯和令人信服的：他总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和公众做些事情。他从不会说：我是为了民族或是为了祖国。因为这些都是大话和空话。但是施密特事实上的确是这么想的。他的最恳切的请求以及最常用的号召口号是：“作为一个普鲁士人，您必须……”，他总是发自内心地感到自己是一个汉莎同盟城市的市民，而对他而言，汉莎同盟的市民们显然就定居在普鲁士附近。施密特非常自觉地与故乡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我们汉堡……”在他担任联邦总理时总是习惯这样说。
1948年他在汉堡上大学，当时正是百废待兴，心理学和社会学还不是什么大热门，更不像现在这样通俗化和家喻户晓，而只是一个相对而言不为人知的领域。德国人刚刚开始探究这个领域，而年轻的施密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社会的发展问题。1948年，在汉堡的社会民主党的一期党内通报上，施密特提出了对大学制度进行改革的要求。即便是在今天听起来这也是相当时髦的观点。此外，当时他还要求学校的校规只应当将那些食古不化的人作为一种用来平衡那些勇往直前的人的力量，特别是在聘任新的教师的时候。除此之外，虽然向学生描述各种重要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的角度出发，大学应当开设更多的课程——“这就需要聘用大量的年轻的大学讲师和助教，并且支付给他们足够的薪水。”最后，施密特认为，大学并不是一张可以获得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生的入场券。他痛斥“资格和履历”这类东西。施密特认为，根据韦伯的理论，想成为一名政治家就必须具有三种品质：激情、责任心和视野；此外，他自己认为还应当具备：感情移入的能力、口才和刚直不阿，这些也同样属于必备的品质。
当我们要描述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为什么会是一位如此成功的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下面这些零碎的认识中拼凑出他的一个完整的形象：他可以胜任许多方面的工作——经济与货币，外交与安全，能够透彻地分析一种情况或是一个问题；他懂得如何估计岀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做些什么；他能够当机立断地做出恰当的决定；最后，他还拥有说服别人所必需的口才和遣词造句的天赋。正如他自己所认识到的，当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开始他总是有一种本能的反应，然后再通过深思熟虑，进行理智和专业性的分析，这样便能随后与多个人、单个人的交谈或是与某个团体的讨论中证实自己已经取得的认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证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施密特喜欢进行讨论，特别是与具有“智囊团”色彩的人们进行讨论，但却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他的座右铭是：“讨论必须产生结果，有了结果就必须做出决定，有了决定就必须付诸行动。”
波恩的记者以及其他的观察家们是这样描述赫尔穆特•施密特的领导风格的：在每天早晨的形势讨论会上，或是在内阁，或是在议会，有时甚至经常在结束高峰会谈后的返程途中，联邦总理会亲自为记录员总结一下所有的事情，然后便立即决定其他的工作内容。对于那些做出决定的时机尚不成熟的事情，他会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宣布从议程中删除。他周围的人，也就是那些与他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精心挑选的,他们没有像埃姆克的时候那样到处散布谣言——所有的人都是沉默寡言，行动迅速、准确，精明强干。每个人说话时都言简意赅，包括部长们也是这样。人们不再动辄便进行辩论，譬如在内阁中便是这样。威利•勃兰特从来都是耐心地倾听那些永无休止的辩论，而这些冗长的辩论常常是以一句“下次仍需继续讨论”的评语结束。“与此相反的是，当做决定的过程有可能变得绵延不绝的时候，赫尔穆特,施密特便会迅速地进行干预。”他的同事们都说，这位政府首脑在谈话时是坦诚的和率直的，但是人们却需要极大的谨慎。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而且根据最大工作效率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他很少能有喘口气的时候。
鸟类学是赫尔穆特•施密特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爱好。此外，他还有其他的爱好，如绘画和音乐。众所周知，他亲自演奏管风琴，而且只有当不得已时，他才会不情愿地错过观看有趣的展览会的机会，而他最喜欢法国印象派和德国表现派的作品。他在汉堡的房子完成必要的改造之后，当我第一次重新踏进这所房子的时候，我非常羡慕并且十分幼稚地说道：“这座房子原来一定是一座极为出色的建筑。”我认识赫尔穆特•施密特已经有20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从不曾见过他有过不知所措的情况，可是这一次他看上去困惑了片刻：“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赞赏——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作为一位政府首脑，特别是欧洲的最富有的国家的领袖，赫尔穆特•施密特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他一直居住在一个属于“新故乡”的住宅区里。这片住宅区位于郎根霍恩，是一块“汉堡人”决不会居住的郊区。他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布拉姆湖畔的度假小屋是如此的狭小，以致于——当他就任联邦总理之后——人们不得不在他的小屋旁边另外再修建一座毗邻的小房子，以作为办公室、放置电传机以及一间保镖的卧室。
不过如果赫尔穆特•施密特不喜欢某个人时，他可能会非常粗鲁生硬地拒绝别人。其实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非常冷漠和态度生硬的人，这些也许是出于某种自信心的缺乏。他缺乏轻松的性格一和蔼可亲并非他的特长。人们常常感到他总是保持警惕，不论任何时候，他总是准备着猛扑向引起他反感的某位不幸的家伙。因此在进行讨论时，他同样是咄咄逼人。有些人认为，他心中有一股无法摆脱的对过去痛苦心情的重新感受。不过，这种表面上反映岀来的性格也可能更不如说是一种无法控制的行为方式：这便是长久专著于工作而使活力遭到压抑的不利的一面。
1974年的内阁更换便非常能够说明这个冋题。利•勃兰特于5月7日辞职，5月16日，施密特贏得了议会492张选票中的267票，当选为新一届的联邦总理。在被任命之后的第三天，他就已经有了一个新内阁，他立刻挑选了5位部长。一个星期之后，新的政府声明已经准备妥当。此外，他立刻更换了内阁中各个座位的顺序。他将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斯和财政部长阿佩尔的座位安排在主席的对面，“因为他们应该是谈得最多的人。”当人们要向某位议会党团的领导人请教时,他们就会被安排在弗里德里希斯和阿佩尔之间的一个享有特权的位置上，而在这之前，凡是遇到这种情况，这些议会党团的领导人总是被安排在边上坐着的一当时，这显然使现任的科尔总理感到非常痛苦。
实际上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本身。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在反抗还是听天由命之间摇摆不定，而由于听天由命从根本上是违背一个像他一样积极和性急的人的本性的，因此他越来越深地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变得越来越悲观失望。但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最近经常生病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接任联邦总理后，在重任在肩的情况下，在紧张的状态下，在越来越重的负担之下，竟然没有垮掉。完全相反的是，他简直可以说是精神抖擞，富有朝气。在联邦总理竞选之后，就在同一天，即1974年5月10日，社会民主党的联邦议会党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赫尔穆特•施密特进行了一次批评的演习。他称，在1972年秋天大选获胜之后，“我们或多或少地丧失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再和一部分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终于挺了过来，因而便认为可以在一个联合政府的4年任期内向世界发出挑战了，并且宣称一代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是可以实现的。”
赫尔穆特•施密特决心要抓紧时间。他总是像个疯子一样地工作。当他的职务还是议会党团的主席、国防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长的时候，他每天工作的时间很少会少于14个小时。而现在，有更大的积极性在激励着他。他就像是一阵龙卷风一样，刮遍了大街小巷，急急忙忙地催促着办公室的职员们，劝告青年社会民主党人要遵守纪律，严肃地规劝企业家们。在1974年9月召开的汉堡社会民主党州代表大会上，联邦总理的严词训斥令所有的党内同仁们感到惊愕;“你们到底在想些什么？维膝股份公司炼钢厂的工人们对什么感兴趣？那些大众汽车公司、NSU公司、沃尔夫斯堡或是艾德门的临时工们想的是什么？或是霍瓦特的人们希望得到什么？——理论的争论是必要的——上帝，这没错儿。但我们最好还是去看一看工会的代表大会，去参加一次他们的干部大会，最好去瞧瞧我们党的雇员集会，去了解工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而不是代之以对雇员利益的理论上的认识。有许多重大的世界性经济问题，全世界有8至100个发展中国家和27个工业化国家在1974和1975年度处于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并因此带来社会结构上的问题。看一看意大利和英国吧，看看美国吧，那里的失业率几乎已接近6%，而你们却在这里讨论是否应该进行公有化的问题！我的天啊，让我再说一遍，这座城市有足够的机会供我们去捕捉外面的世界并且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同时帮助外面的世界！世界经济已经陷入到诸位不想去理解的危机之中。而你们却忙于应付自己的危机，而不是着手对付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经济环境。”
这番讲话在年轻的左派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现实派反驳说每个意见的形会被威胁所扼杀。“那些不屈服让步的人要对下一次大选失败负责。”青年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主席海迪•维克措莱克——措尔早在1974年5月施密特发表第一次政府宣言之后就指出，施密特只能解决短期内的表决问题，却增强了民众中反理智的气氛。他的副主席约翰诺•施特劳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现任政府的方针政策很容易摧毁党的基础，甚至可能分裂社会民主党。他们私下的想法是：来证明施密特根本不懂艺术，而且他的艺术观点是反动的。有趣的是：如果赫尔穆特•施密特如他原先打算的那样在大学里选择了建筑学和城市学的话，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非同寻常的精明强干，他今天肯定会成为欧洲最伟大的城市规划者之一，如果这一切成为现实的话，他以这种身份肯定会受到所有知识分子的赞赏和尊敬。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遭到了他们极大的不信任！他们不喜欢他，甚至并不尊敬他，但是他们却需要他。
知识分子愿意赞扬、歌颂甚至是佩服一位画了一幅精彩作品的画家，或是一位造出了一件稀有家具的木工，或者是一个成功地策划了一出完美演出的剧院经理，但是一位掌握着所有的最高级艺术，以最理想的方式引导它们、管理它们，并且最大限度地使人、物和机构在没有太大的摩擦损耗的情况下相互协调的政府领导人却遭到了他们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能够一同体会到如何才能合理地治理一个国家的话，也许他们就会发现再没有比这更能令人满意的了。大概正是权力与思想的充满对抗的矛盾使得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或许是由于政治家对知识分子心怀不满，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而且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只是喋喋不休地批评别人，却不必去证明他能够做得更好；而知识分子又对政治家抱有偏见，他们认为，政治家以一种令人生疑的方式在进行一笔可以争论的生意，最终常常达成令人可疑的妥协，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由，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专制下寻找安慰。
一直到1976年的秋天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许多要求，联邦总理在1975年写了一篇文章祝贺库尔特•舒马赫的80寿辰，文章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精力浪费在面对纯粹主义的沙盘而浮想联翩上面，而是应当将精力投入到如何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具体政治工作上来。”当问到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时候，联邦总理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克制。知识分子不喜欢别人虽然听着他们说话却不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哲学家和思想家不适合搞政治，但是当政治家每次的决定和行动不能都具有伦理上的基础时，人们应当谅解他们。施密特认为，政治家应当具备“一种对真与假、公正与不公平、公益与私立的敏锐的感觉”。赫尔穆特•施密特当然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具有一种极为突出的道德上的协调能力，以及一种他在思考和决定时总是不断表现出来的对于公众问题——对于国家和社会一的责任感。
此外，他还具有一种许多政治家所不具备，而且也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拥有的品质——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拥有说岀自己的信念的勇气，对他而言就是：他不畏惧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不受欢迎。他就像是一条猛犬扑向一头野猪：他在汉堡的全党大会上严厉地叱责了理想主义者；在1975年12月的全国雇员协会的大会上，他再次严厉训斥了企业家们：“你们必须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你们的言行仿佛告诉大家是联邦政府确定了德国的薪金水平。”而另一方面，他向工会解释为什么今年企业家们的利润增长必须高于工资的涨幅，为只有这样，企业投资的份额才会增加，并在今后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也许他做起事来比别人更容易不必顾虑重重，因为他得到这个职位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既不是依靠工会或是绿党，也不是依靠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